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反思性与批评性.docVIP

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反思性与批评性 　　摘 要：在当代创作艺术作品的元素中，很多艺术家通过题材表达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代艺术就变成了一个犀利的仲裁者，同时又具有一种媒体性，用艺术的多样性诠释问题的内在和本质。艺术家金峰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展出后，触及历史问题，遭到媒体和观众的强烈不满。笔者认为当代艺术作品具有反思性和批评性，重解误读的功能。 　　关键词：观念之后；金峰媒体性；重新解构 　　2005年艺术家金峰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展出后，遭到媒体和观众的强烈不满，被迫撤回艺术品。在《秦桧夫妇站像》中，金峰将西湖岳坟的秦桧夫妇跪着的雕塑改变成站起来的姿态，打破以往人们对秦桧形象的认识。这件作品展出后受到非议，并不是他的创作方式和手法，而是在它所包含的艺术主题让公众质疑。金峰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将创作进入具体的社会问题情境中，只有社会科学的介入才能打破原有艺术学学科体系上的局限性，当然还需要历史评论，当代艺术评论是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批评。这也是当代艺术在创作方法上的新的可能性和要求。当代艺术不仅为了现代的审美自主，而是扩展到社会现场时，它的创作就不再是纯粹形式王国的艺术，而是结合了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并由此带来形式聚焦预警的艺术表达，它不只是形式、语境。[1]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南宋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宋朝苛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南宋初，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高宗和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是权宜之计，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高宗听从张浚和秦桧的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他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恰好都触犯高宗的深忌。如果没有高宗的授意，秦桧又怎能杀死岳飞呢？ 　　历史上的“秦桧夫妇跪像”，早已浓缩为一种价值判断而被我们延续到现在并构成了当下的现实。看到《秦桧夫妇站像》时，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应当反思，从而增加新的认识。虽然作品展出后遭到质疑和批评，笔者相信，金峰不是对历史文化题材的“滥用”，而是具有一种全新的思考，从中国的官僚主义立法权、古代君臣之道等多种角度的介入，打破人们原有的对此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很多学者和专家总是习惯于原有“已定”观念的认知，对于旧事物的“新解”不免排斥。笔者相信，不局限于哲学、文学、媒体，突破一切的能指与所指时，艺术批评才能更加具有生命力，会给艺术创作带来全新的思路。 　　而笔者坚信，艺术批评还承担着对艺术作品和文化现象的本身，具有一种“重解误读”的社会文化职能。当今的形式主义理解导致的形式主义批评也在阻隔着艺术的批评职能，在观念层面，当代艺术很容易遭到形式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使当代艺术创作受到限制，这也使艺术批评在观念和语境上受到限制。[2] 　　当代艺术在意义与语言的关系上可以分割成内在和外在，核心与外延领域之间的区别，这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艺术的判断方法准则时，意义就在人的意义而不是艺术的语言上被抽象提出。当代艺术破除现在艺术的形式主义语言的结构，不再是形式主义语言的艺术，当这种观点被宣告艺术本体论终结的时候，必然是艺术语言的终结。当代艺术不是消除语言的艺术，而是释放语言中的各种可能性的艺术，由于这种可能性，当艺术从语言学模式转入社会――文化――政治模式时，艺术失去它的封闭性，在当代艺术中意义的各种可能性都依赖于语言的各种可能性。 　　笔者认为，艺术的反思、批评功能是对解放艺术斗争的贡献，寓于美学形式之中。一件艺术品真实与否，不看它的内容（即社会条件的“正确”表现），也不看它的“纯”形式，而要看内容是否已经变成形式。美术形式、自主性和真实性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内容构思都是社会――历史的现象分析，每一个内容的思考都超越社会――历史的舞台。艺术的真实性在于它有力量打破现成现实，解构一种“真实的垄断”，深入到作品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甚至是对历史定论的重新考证。因此，对金峰的《秦桧夫妇站像》认识与评价应当站在美学形式创作和自主性的基础之上。 　　在当代艺术作品创作的元素中，很多艺术家通过题材表达自我和社会存在问题，在反映社会存在问题时，当代艺术变成是一个犀利的仲裁者，用艺术的多样性诠释问题的内在和本质。当代艺术具有一种媒体性，媒体不是与语言对立，媒体可以让语言更加丰富，媒体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语言，传达艺术家的艺术主张，这种手段与以往的艺术形式相比，视觉性强烈，表现性更多元。 　　至于观众对作品的批评，使笔者想到康德在《判断力批评》中说道，无论怎样优美的或崇高的、舒服的或可怕的现实形式，想象力都可能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