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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末新政时期民间的舆论失控现象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言论激进化的现象，报刊数量激增，谣言四起，革命性政论频现。这种舆论的失控与新政时期推行的种种政策、革命党人的煽动性宣传、民间信仰的变化密不可分。清廷虽然采取了部分措施进行控制，但效果不太显著，最终也间接的影响了晚清的政局与清朝的覆灭。民间舆论激进化作为非常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对于反映变革时期中国的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清末新政 舆论失控 民间心态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王朝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主张变法和维新的声音四起。迫于压力，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从1901年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之间的这10年，史学界称之为“清末新政时期”。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舆论异化的时期，激进言论广泛传播，谣言数量频仍，民间办报进入热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与庚子之变后平民心态的变化、新政部分措施引发的反作用、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及清廷对舆论控制的处置不当等因素存在很大的关联。本文将从平民的心态出发，系统的分析导致新政时期舆论失控的原因。 　　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截至目前还缺乏有关的专题性研究发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新史学研究视角的出现，重视文化史、微观史、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开始涌现，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研究也开始逐渐从政治史领域中逐渐扩展，有关民间心态的研究及舆情变化的探讨开始为学者所注意。事实上，舆论对于推动社会的激进化和政治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很大的作用，系统的分析社会环境下民众的心理变化能够有效的提高对于舆论变化的认知深度。研究舆论问题的学者既包含历史学者，同时也包含新闻专业的研究人士。有关的成果诸如苏全有教授三篇论文的《清末的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清末舆论缘何失控》、《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这一系列的成果是对清末舆论问题专题性、系统性的论述。黄珍德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侧重社会史方面的研究，重点考察新政政策对民间心态的影响，其视角具有独到性。刘增合的论文《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从舆论空间的角度解析清末时期的言论风气，对于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人大出版社方汉奇所著《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权威性的新闻史教材，其中对清末舆论失控进行了专题性解读。 　　一、舆论失控的具体表现 　　从历史的大潮流看，中国的新闻出版行业是落后于世界的。工业革命后，随着西方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技术的进步，报刊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晚清处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中，信息闭塞，技术发展缓慢。中国自唐开始就出现了官办“邸报”，但始终处在萌芽状态。直到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才开始兴办近代意义上的报刊，诸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国人办报兴盛则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情，随着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兴起，以王韬、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兴办的《循环日报》、《时务报》最为著名。但因为清政府对于言论和报刊业控制严密，报刊一直因受制于国家政策而发展缓慢。 　　进入新世纪，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舆论失控，表现为报刊业的快速发展和言论的激进化。前者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报刊数量的激增，二是结构上的剧变，传统的官办报刊主导局面越来越为民营报刊所取代。对于报刊数量的增长，有记载显示：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9年到1905年，共新创办354种报纸，其中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53种，1904年71种，1905年85种。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近代报刊进一步发展，……1906年为113种，1907年110种，1908年118种，1909年116种，1910年136种，1911年209种。[1] 　　在数量激增的同时，民间报刊所占的比重也持续增长，实际上，1905年至民国初年这期间，大众传播媒介民间化的态势更加迅猛，全国先后共发行报刊计600余种，其中为清廷所控制的尚不足10%。……晚清书籍的编撰、出版和发行之权也主要操之于民间。[2] 　　据统计，新政时期，商办报纸每年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1901年新增11种，占报刊总数的50%，到了1908年，新增的数量达到了41种，商办报刊占比高达85%。[3]从以上各统计数据的动态变化，可以大体认识到，清末新政时期是报刊数量激增、民间化迅速的时期，公众舆论空间的扩大为言论自由和异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舆论发展的无序性和清廷对民间思想控制的趋弱。 　　与这种变化相辅相成的是言论的异化，报刊数量的增长和民办报纸的增多都仅仅是从客观上反映了舆论自由化的倾向，而真正引发舆论危机的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渐趋激进的内容。中国新闻业初步发展时，报刊登载的主要内容是政论，这些信息的新闻价值并不高，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