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中国不能不care国际评价.docVIP

【开放的中国不能不care国际评价】 今年三月初，评级机构穆迪确认中国政府债券的Aa3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主因是政府债务上升、外储下降和推进改革的不确定性。穆迪预计中国政府的债务在2017年将升至相当于GDP规模43%的水平。 穆迪的评级引起了一些中国官员的批评。如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回应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时表示，这是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误判。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向财政部长楼继伟问道：中国评级被下调，是否会影响亚投行？财政部是否打算和评级公司沟通，做一些正面的看法？ 楼继伟的回答颇引人注目。他表示，注意到了评级的调整，但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与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比如离岸人民币不跌反涨，也没有资金做空中国。希腊危机的时候，希腊评级都比我们高，我们不care他的评级。至于和评级机构沟通，“我们不用给他们拜码头”。楼继伟称，“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工作，比如对中国的地方债有担心，上次他们对中国顺利去产能、结构性改革又担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政策。特别提到了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去产能去库存，去的过程也是改革的过程，目前评级机构还没有这些信息，他们有一些担心，我理解。”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直言不care国际机构的评级，可算是非常罕见的直率表态，甚至可以说毫不客气。如何分析和应对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评级调整，安邦咨询（ANBOUND）此前已做过分析，对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不能直接否认，应该抓住的是它们的评级标准不一，在国家评级中会形成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比如，楼部长发言中提到希腊与中国的评级对比，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不过，中国不可能真地不关注国际机构的评级，理由很简单，这是一种通行的国际规则，也是资本市场认同的国际语言。只要中国想参与游戏，就必须适应这种规则。而中国目前要参与游戏的理由很充分：首先，中国经济已经前所未有地深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作为一个后进入者，在逻辑上要更多地适应国际规则。这是个基本思路和观念问题。其次，中国企业和各类投资大量“走出去”，需要频繁地在国际市场融资、发债，这都要求必须得到国际机构的评级。而国家主权评级对中资企业融资的评级有重要的背景支撑作用。第三，中国正在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中国不能不关注国际机构评级。评级高低将会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强弱，直接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即使是全球头号强国美国，也不能不care国际机构的评级。2011年8月5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出于对美国预算赤字问题的担忧，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低至AA+。这是自1941年标普开始主权评级以来，美国首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打破了美国近百年维持最高评级的神话。此事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将标普调降评价称为“可怕的判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且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出面为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紧急背书。颇为巧合的是，在调降美国评级17天之后，标普总裁Deven Sharma离职。他曾在2009年表示，“我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以确保独立和品质。我们将坚持监管的独立、透明和最高标准的分析质量。”虽然没有证据显示Sharma离职与司法部门调查标普评级下调有关，但标普调降评级对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从中可见一斑。 实际上，适应并掌握国际规则不限于评级领域，对于深入参与全球化、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大量投资“走出去”的中国来说，承担有影响力的大国的责任已无法避免，这就需要中国重新审视自己。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和号召力，可以新建国际规则；如果没有到这种程度，那就需要更多地适应已有的国际规则，用国际语言来说话。这在外交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全球气候变化等多个舞台，都是必然的要求。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正在深入走向全球化，不可能不care国际评级，这是一种国际规则和国际语言。（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务院会议明确“营改增”实施要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全面实施“营改增”的要求，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会议进行了部署。会议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一是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打通税收抵扣链条，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二是在之前已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的基础上，允许将新增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增加进项抵扣，加大企业减负力度，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同时，新增试点行业的原有营业税优惠政策原则上延续，对特定行业采取过渡性措施，对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政策，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初步预计，今年“营改增”将减轻企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