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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迅（下） 鲁迅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在他的创作中占主要地位，是研究他的思想和艺术的主要材料，撇开杂文、鲁迅便不成其为鲁迅了。据统计，鲁迅一生的创作文学约一百七十万字，其中杂文一百三十五万字，占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后九年中，最后三年所写等于前六年所写。可以说，鲁迅把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都献给了杂文写作，他的思想和人格、天才与个性，在杂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一、杂文集名的含义 ①《热风》，1918—1924年，41篇。1925年出版。写于新文学高潮期。鲁迅在《题记》里说：“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反映出一代思想启蒙者对中国现实的批判热情，以及由这种文化主将们所掀起形成的文化革新的时代气氛。 ②《华盖集》，1925年，所作51篇，1926年出版，鲁迅在《题记》中说：“人有时是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 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当时，统一战线分化。鲁迅遭到现代评论派的攻击。华盖，意谓自己受到挫折与打击，是自嘲，也是讽刺。 ③《华盖集续编》，1926年，所作杂文32篇。1927年所作1篇。1927年5月出版。意与上同。鲁迅在《小引》中说：“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④《坟》，收1907年文言文所作论文4篇；1918-1925年所作21篇，1927年3月出版。鲁迅在《题记》中说：“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作者当时思想正处于激烈的变动阶段，他严于解剖自己，正视自己的过去，是一种准备跨入新境界又显得矛盾的心境的体现。 ⑤《而已集》，1927年，所作杂文29篇，附录1926年一篇。1928年出版。此时鲁迅已经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又目睹了“四一二”政变。他在“题辞”中写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显然，鲁迅是在感慨文学的无用，愤慨于反动政府与帮凶文人。 ⑥《三闲集》1927 —1929年，所作杂文34篇。1932年9月出版，革命文学论争中成仿吾说鲁迅是“有闲阶级”，“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他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便把同他们的论争的杂文结集为“三闲”，反讥成仿吾。 ⑦《二心集》，1930—1931年，杂文37篇，未附译文一篇。1932年10月出版。1930年5月《民国日报》载有一篇《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攻击鲁迅，鲁迅公然承认自己确非统治者及其它文化思潮的“忠臣”，存有“二心”。所以取名“二心”，以示立场与信心之坚决。 ⑧《南腔北调集》，收1932—1933 年，所作51篇，1934年3月出版，（1933年1月）当时有署名美子的攻击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在《题记》中回击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⑨《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5月，43篇。1933年10月出版。鲁迅曾为《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写过一些稿子。但他认为：“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 ⑩《准风月谈》，收1933年6月—11月，64篇，1934年12月出版。这些文章也发表于“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编者刊出启事：“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鲁迅在“前记”中说：“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美意”，“准”意谓够不上真正谈风月的标准，姑且算是谈风月吧。鲁迅表面上谈风月，实际上仍是鼓动风云。“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这是“武器”，也是“幌子”。 11、《花边文学》1934年1月—11月，所作61篇，1936年6月出版，当时左联成员之一，青年作家廖沫沙化名“林默”，写《论“花边文学”》，鲁迅在《序言》中说到：“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它也并无足取。”（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