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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些中国的地下记录片 冬至 (中国）An Anti-Ant (China)导演：野干片长：34分钟出品时间：2002有人物，没有故事。拍摄地点在北京，街道、铁路边、饭馆、地下室、屠宰场、天安门、野外、写字楼前、公共汽车……还有图片、声音、语言、节奏、光、色彩、幻觉和现实。等等。　野干简历：1973年8月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现居北京。导演自述：如果我知道为什么要拍电影的话，我还会拍电影吗？每当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拍电影的时候，我就会这样问自己；这样，就产生了下面的问题：如果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知道为什么的话，我还会问为什么吗？这不是什么悖论，而是一个值得一直问下去的问题。而我提问的方式，却不是提问，只是拍摄。 查看原图 ? ? ? 北京的风很大 (中国）Theres A Strong Wind in Beijing (China)导演：雎安奇片长：48分钟出品时间：1999　中国，北京，1999。一个变迁中的国家和一个变迁中的城市，即将面对新千年和建国50周年大庆。抛开中国传统形式的电影和媒体，雎安奇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在居民楼里，在学校、饭店、美发厅甚至是公共厕所里，直接面对工人、市民、小学生、民工等人，问同一个问题：“北京的风大吗？”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北京的风很大》珍贵之处在于，它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最终效果令人兴奋。不同的中国人面对摄影机、话筒杆和那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时的不同反应，充满了张力。有人认真回答，有人不屑一顾，有人逃之夭夭，有人高度戒备，有人长篇大论，有人说你们经居委会批准了吗你们就上楼来敲门，有人以为他们是电视台的故而拿出一副深情的腔调。  查看原图 ? 铁路沿线 (中国）Along The Railway (China)制作：杜海滨片长：98分钟出品时间：2001　2000年春节，在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台上，聚集着一群流浪汉。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相仿。白天，他们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晚上就住在铁路边。平时他们拣点垃圾和旅客扔下的瓶子，然后换点吃饭。其中的周富是在从打工城市回家的路上丢了钱和身份证；另有两个李小龙和火红昌（火狐狸）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小云南在工作了三年后被老板甩了；凤翔因为婚事和家人闹矛盾而跑了出来。六个月后，他们大多都不见了。传闻有人见到周富当街脱光了衣服跳舞，如何变疯的谁都不知道。李小龙被一个公安收养，他也许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开始靠开烤羊肉店挣钱。小云南则成了孩子王。火狐狸被送回了家，但很快又跑了回来。凤翔偷东西被抓。铁路沿线的生活在继续，尽管它在大部分人眼里更象是出戏。杜海滨是2001年中国纪录片最大的收获之一。《铁路沿线》获得了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一项特别奖。他在学校所学的专业是图片摄影，与纪录片的关系看似不大。《铁路沿线》的拍摄对象，是一群在宝鸡铁路两岸搭窝棚、拾破烂、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大多比杜海滨还要年轻，甚至未成年。一些看上去比杜海滨年长的被摄对象，实际年龄未必真的比杜海滨大。他们一律是男性，而且没有任何人有女友或者女伴。在《铁路沿线》的视域中，没有时下主流媒体畅行无阻的两性主题，只有单身的和未成年的男子。杜海滨用摄像机看到他们时，他们已经不上学、不上班、没有父母或兄弟姊妹在身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仇视女人，在小龙唱的歌里，就有把世上的女人统统骂倒的倾向。在《铁路沿线》的视野中，为什么没有女性流浪者呢？是因为她们不喜欢过流浪的日子，还是生理结构根本不适合肮脏的居住环境、颠沛流离的生存节奏，或者是杜海滨在宝鸡那一段铁路线上没能看到她们的流浪身影？《铁路沿线》似乎是杜海滨现代男性人类学考察的第一章——出离家庭、脱离母性之后，底层社会的男人如何生存。当代中国，年轻的、未婚的单身男人们“离家在外”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1、上大学；2、出国留学，取得全额奖学金或者自己打工或者由有钱的父母供养； 3、出国打工，寄钱给国内的亲人；4、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去打工，寄钱给下岗的或在乡下的贫穷父母；5、参军入伍；6、触犯当前法律，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 7、成为“职业”流浪儿或流浪汉。杜海滨连贯而流畅地铺展了上述七种人中“第七种人”的主体行为：日间行为。夜景较少出现在杜海滨的镜头里，可能是“第七种人”付不起电费，可能是“第七种人”的居住环境和夜生活不便于拍摄，或者拒绝拍摄。只有流浪者们聚集在一起唱夜歌那一场，既真切又感人。在没有剧情、没有高潮的纪录片里，这一场“夜戏”似乎成了“戏眼”。有光明的时空，小龙、小胖、小四川他们在成山的垃圾中间，用别人抛弃的材料生火煮饭——垃圾燃具、垃圾燃料、垃圾器皿、垃圾食物。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冬装——看上去，就知道是从垃圾中挑拣出来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