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doc

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为中介，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中国文化因此 气勃勃、气象万千。 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国文化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三千年相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整合 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1、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发展。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 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 中原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远征漠北。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便是农耕民族向游牧人主动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是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 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 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胡化”与“汉化”是一个相互补充与融合的过程。唐以后，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也不再见于史籍。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胡化”，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二、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分布于南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域的游耕经济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定居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 第一，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所谓“刀耕火种”，即“耕无犁锄，(李调元《南越笔记》卷7)。 第二，与汉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不同，游耕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如海南黎族湖南过山瑶广东等地畲族“其俗易迁徙”第三，由游耕经济模式所决定，南方山地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水平。这种不成熟性包括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 2、中原定居农耕文化南方游耕南方游耕民族在流徙不定的山地游种生活中多呈散在状态，和汉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双方关系不像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那样长期剑拔弩张地对立，争端不息。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往往是一方面设官治理，羁縻柔远政策与强硬镇压并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教化。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一管辖，地方官吏推行的教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在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中广泛传播，对于这些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移民加速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文明形态的转化。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经济生活中国上古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五谷(黍、稷、菽、麦、稻)，然而，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却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人内地的。以面烤制饼的方法也来自胡人，东汉时人称烤饼为胡饼。多种瓜果蔬菜与粮食作物均经由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如黄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葱(胡蒜)、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蚕豆(胡豆)、芝麻等。葡萄酒、烈性酒(烧酒)的酿制技术也来自西域。人们盛夏消暑的最佳食品西瓜，则以契丹为中介，来自居住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回纥 2、衣着服饰汉族的衣着最初以丝、麻和毛为原料，织成各种丝织品、麻布、毛褐。汉魏之际棉花由西北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元朝以后，棉花已在内地广泛种植。在纺织技术上，黎族的纺织术远较内地先进。早在宋代，黎族的黎幕、黎单、鞍褡等织品已行销内地。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在崖州生活四十年的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泾镇)人黄道婆返回故乡，推广黎族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纺织技术。 古代汉族的服饰，上衣下 3、日常起居汉以前的中原居民，虽然已有匡床(即筐床)，但是还没有桌椅，常常“席地而坐”。汉以后，西域坐具传人内地。当时出现一种新坐具——“马札子”，即两木相交，中间穿以绳子，可张可合。坐在马札 4、音乐舞蹈和注重温柔敦厚品性的汉民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要热情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