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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史”课程考试所需，暂仅列述隋唐之前的历次重大“变法”“革新”“改制”等； 2、参考底本为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另综合百度百科等网络信息检索工具资源。 1、李悝变法（战国·魏） 魏、楚、齐、韩的政治改革 随着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化，上层建筑也势必有所调整。战国初年各国进行的变法活动，正是顺应当时经济变化而出现的政治改革。 各国中以魏国进行变法为最早，开始于魏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的士参与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替代。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参加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悝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还禁止道路拾遗，李悝说拾遗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朋刑，可见对私有制的保护是无微不至。“贼”指伤人、杀人，“杀人者诛”，其家属没入于官。“盗”、“贼”两篇都是对地主生命、财产如何保护的具体条文。李悝认为它最重要，所以列于《法经》之首。《法经》中规定一人越城者诛，“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日以上要处死。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要处死。这些条文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流散。这样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保证封建国家不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李悝这些措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2、商鞅变法（战国·秦） 秦在战国初年，社会经济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408 年“初租禾”，即从力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公元前378 年“初行为市”，表明商业交换也正在活跃起来。秦的这种发展，比起关东各国仍要落后一步，主要原因是封建领主势力十分强大。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秦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各国都以“夷狄遇之”。秦孝公在内外压力下，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事。公叔痤死，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于是离魏而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便用他进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公元前356 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统治者通过残酷的连坐法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把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无非使农民能更多的提供租税和力役。对于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和弃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罚为奴隶。又鼓励人民立军功，有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要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取得贵族身份，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新法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做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实行几年之后，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公元前350 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禁止家人“同室内息”，为使父子、男女有别，“平斗桶、权衡、丈尺”，即统一度量衡制。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旧贵族的封邑遭到彻底的破坏。又下令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权，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秦经过变法，成为新型的地主政权，国家开始富强。对外方面首先是向魏进攻。公元前354 年，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 年，商鞅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 年，商鞅又虏魏将公子印而战胜魏军。公元前338 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 3、汉武帝大一统（西汉） 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公元前140—前87 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 实行察举制度 建立太学 削弱丞相权力 加强中央军力 设置刺史 任酷吏，严刑法 统一货币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法、平准法 算缗和告缗 汉武帝一方面对大商人采取限制、打击乃至剥夺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许一部分商人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