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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利制约权力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权利立法实践的发展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时明确提出的立法工作总体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石性平台。这一目标的提出，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实践及法治建设作出了明确的规划。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7件、行政法规699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1}。一个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由此，公民的各项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渠道获得更加平等的、普遍的制度保障。 　　一、以法律保障权利：“快速立法”的兴起 　　根据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1978年前，中国仅有8部法律。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30多年间，制定出229部法律，即是说，平均每年新增的法律数量相当于建国头30年的立法数量总和。此外，按照我国“一元多级”的立法体制，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人大通过了近700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此大规模的法律法规增长势头，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的评价说，“我国的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信春鹰副也认为，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史，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转型，必然伴随着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制度建设，有些发达国家形成这样一个法律体系用了三、四百年时间。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3}。虽然衡量一国法律体系是否形成及质量高低的标准并不在以“量”取胜；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订立的法律法规数量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正反映出30多年来、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14年来，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路径。 　　权利的获取与享有，并不仅仅取决于公民个体的能力与行动；相反，其必须依赖政府权力所提供的保障。然而，任何政府官员都是可能犯错的人，都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由是，权力又成为最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大敌。在“权利-权力”的对抗性结构中，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坚持“国家本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往往被置于“顾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后，多以政策调控、宣传动员甚至群众运动等方式加以实现。这种依靠政策调控的权利保障手段随意性较大，在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主导下，常常会压缩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是牺牲掉个人利益。过去的调控方式在建国初期发挥了独特功效，具有那一时代的合理性。然而，进入“承平”时期，尤其改革以后，中国社会从温饱不足到进入总体小康，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个人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顾60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迁，那么大致可说，建国初期完成了“国家解放”的转型，而最近32年的改革，则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发生，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形势，过去的政策调控机制日渐失效，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采用新的手段，这种新的手段即是法律。执政党制定“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是要通过法治化来实现变革社会中的政治有序化，同时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满足民众的权利需求以完成新的社会整合。在此大背景下，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然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步骤和实现途径。“快速立法”正是对这一客观需要的响应。随着法律法规的大量出现，过去简单的“权利-权力”结构转变为复合型的“权利-法律-权力”结构。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方面，后者显然比前者成熟得多，它减少了国家对于公民个人的直接的、破坏性的冲击，使公民权利获得了法律这一制度化力量的保障。不妨简单总结一句，初步建成的法律体系承认和界定出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为公民保有和行使权利提供了现代社会最为可靠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二、以权利制约权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特征 　　权利是法律所许可的自由与利益，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各种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和生命权），并且给予分类承认，规定不同的救济措施，一方面，能给予公民行使权利明确地保障；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形成对公共权力的限制。由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确认的权利构成了一个合法政府必须在其中活动的框架，这为我国政府朝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