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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种舆论认为，中国大学没有自主权，制约了大学发展。 但与我访谈的很多内地校长却很明确地说，大学自主权不是制约大学发展的瓶颈。 同时海外大学的校长告诉我，国内大学校长的很多权力比他们大得多。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听到一些校长抱怨学校的师资水平不高，影响了大学的发展。 作为校长，不喜欢听到“一流的学生，三流的教师”这种话。 反问：校长是几流的？ 如果一所学校的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校长首先要反思自己，然后再问问行政管理干部的责任，接下来才能要求老师提高水平，最后才谈得上对学生的期望。 因此，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现有的权力。 例如，在与美国北卡州立大学李百炼副校长交谈的时候，他每讲一件事后都会问我：这不是教育部禁止的吧？教育部没有说不准这么做吧？这是校长可以做的吧？ 李百炼副校长告诉我，美国大学的做法是提供学生进行合作的空间。 我也特意到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去参观。 我注意到，在他们的一楼是可以自由说话的，二楼以上，在四周设置了很多隔音的小房间，学生们可以围坐在圆形桌子的旁边进行讨论与合作。 我们经常讲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但我们在图书馆对学生的要求却是keep silence。 我特别欣赏这种做事态度。 又如，对退出机制不断认识的例子。 从世界难题到案例库建设到法律层面的人大提案，再到现在能做什么？ 大学从行政管理模式向契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学校人事部门要重视合同文本的规范。 此外，做事还讲究方式方法。 河南大学收集明清时期珍贵状元卷和老师批改课业卷，校长以奏章及书法的形式获得省里6个亿支持的例子。 卸任时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实干家。 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其抱怨，不如实干。 我也常说，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理由。 一个人能够会成功，因为他相信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一个人老是失败，因为他总是为失败找出辩解的理由。 在大学里，不论是校长还是其他行政管理干部，都有很多事情做不成，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成。 关键是不要让困难影响做事的心情。 如果心里想着不如意，就会永远不如意，反之，如果一直在想“我能做成一些什么？”那前途就是光明的。 这是一个人生态度。 我今天举了很多例子。 我没有构建理论体系的水平。 我想，我今天所讲的对各位而言也不过是个案例。 谢 谢 ！ 另一方面，要警惕那些过分恭敬甚至恭维领导的人。 因为这种人很难是实心实意在“谋事”的，他们多半是在“谋官位”。 我相信，如果他总是一味地“恭敬”上级，心理一定很难平衡。不平衡的结果，就会要求手下要对他同样地“恭敬”，“媚上者必欺下”。 对于下属而言，不要去揣摩上级的心意，也不要在校长、书记间找差异，担心因为和谁走得近，就被认为是谁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不久前与李延保书记的一段谈话。 他说“我与黄校长喜欢什么人、用什么人不一定一致，但没关系，只要把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两个人讨厌什么人一定是一样的”。 然而，也就在不久前，我与一位朋友聊天，记住了他说的三句话： 团结能人办大事。 团结好人做实事。 团结小人不坏事。 此外，还要尊重教授。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同志曾对我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清华大学的老院士一样。 对于这句话，我一直没有理解。 后来有次聊天，谈到这个疑问。他说：当党委书记时，部处长是下级，但教授不是；当部长时，司局长是下级，但大学书记、校长不是。 对校长的尊重就是对教授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因为校长是教授的代表。 尤其是行政人员不要把教授当下级。也看到不少学校的机关人员用教训的口气与教授讲话。 特别是对自己不熟悉学科的教授，尤要尊重。 我是理科出身，98年离开浙大，当时还是理工科大学。1999年刚上任做校长的时候，上任不久的讲话，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要争取做文科学者的朋友。 后来，随着对文科理解的加深，我发现，要做好文科学者的朋友，可能第一要做好文科学者的学生。 第二，一所大学对行政序列中不同位置的干部是有不同期待的。 在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对校长、副校长、处长、科长作用都有一些思考： 校长Vs副校长：校长负责战略，副校长执行战术。 校长Vs处长：处长出主意，校长拿主意。 处长Vs科长：处长无功便是过，科长无过便是功。 作为校长、副校长以及处长甚至科长对同一个问题的关注点应该有所不同。 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面试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作为校长，如何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好几位提到精品课程、教材、实习等等方面。 只有一个学校的应聘者很明确地提出要落实经费，制定政策。 我认为，这是校长应该把握的。 在访谈的过程中，好几位校长书记不约而同地提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难就难在有所不为”。 作为校长，要有抓大放小的智慧和勇气。 例如，我担任十多年的校长，其中一个体会是，作为学校的行政正职，特别注意抓住财务处和人事处。 校长Vs副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