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供参习.doc

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 ——宋代文化构建中的宋词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4 【原刊页号】65～74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311 【 作 者】董希平 【作者简介】董希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词作为一种颇有“亡国之音”嫌疑的娱乐性文体，由五代入宋。但是它在宋初文化重建的背景下，经过百余年的演进，逐渐具备了多种功能：成为词谶，成为品鉴人物的手段，成为士大夫重要的交际娱乐方式和显示学养的途径。词最终成为宋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宋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词的这一功能推移过程也不失为我们考察宋代文化构建的另一个窗口。 【摘 要 题】唐宋文学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晚唐诗词之间的兴衰变化，陆游曾经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注：陆游《跋花间集》，《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但是不知他注意到没有，宋朝建国之初的50年间，词并没有继续它在唐末五代的盛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作品数量的统计比较加以说明：整个五代五十余年间，今存词的数量达800余首（注：据曾昭岷先生等《全唐五代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版。）；宋代最初五十年间，只存有约50余首词。而再过五十年，词作已达1300余首（注：据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前五十年的统计截止到范仲淹（包括范仲淹）；前百余年的统计截止到苏轼（不包括苏轼）。）。由此可见，最初五十年词的创作呈现间歇的状态，此后才再度兴盛，并终于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体（注：对于这一问题，历代学者屡有陈述，如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五绝”条：“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史论五首·欧阳修》：“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及焉者也。”）。 细究词的这一发展态势，实与其生存环境，即五代动乱及宋初文化重建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唐宋易代，以五代为桥梁，这其间，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也随之发生更替。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酒席之上释石守信等人兵权时所说的一番话，已开始奠定日后宋代文化崇乐尚文的基调：“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50页。）至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又对近臣发愿：“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62页。） 稍后的宋初诸帝似乎都喜欢音乐，尤其是教坊乐，并且长于制曲作词，其作品甚至很流行，如太宗、真宗、仁宗的作品，《宋史·乐志》皆有收录，且数量颇丰。当然，宋时乐非古时乐，其时乐曲由雅趋俗，充满了世俗的魅力，这从某些反面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如天圣(1023-1031)中，仁宗尝问宰臣王曾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繇此。”（注：前述诸条引文，见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教坊》。） 历史往往在矛盾中发展，宋人追求享乐，但却并不忽视士大夫人格的塑造，如从宋初史家范质、欧阳修到司马光，对五代政坛不倒翁冯道的评价由赞美到逐渐否定，范质尚赞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欧阳修则开始斥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则已经确立了“贞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的标准，为冯道作了定论：“大节已亏”，“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注：详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这显示出新王朝对五代人格的驳正和对新型士人的要求。而宋初儒林有名的三先生孙复(992-1057)、胡瑗(993-1057)、石介(1005-1045)的行迹，亦可显示出当时士人人格重塑的轨迹。他们三人都是成长于宋代的士人，巧的是，他们的出仕方式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阳，治《春秋》，鲁多学者；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仁宗景ｙòｕ＠①初以布衣召；石介尝讲学徂徕山下，仁宗天圣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