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旧道德之争及其当代启示.docVIP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姜迎春 摘要：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今天，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关键词：五四运动；道德革命；批判精神；实践精神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这九十年间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近年来，有的人提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岔道，因为它改变了新文化运动追求个性解放的努力和方向，它带来了“主义”，而“主义”又带来了“专制”。所以，有的人提出当代中国要补思想启蒙这一课。从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新旧道德的争论可以看出，思想道德文化之争是特定时代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离开这个根本点抽象谈论个性解放便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中的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这一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危机与反思：道德的新旧之辨 道德的新旧更替是时代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近代所谓的道德革命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时局危机下的积极反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制性地纳入了世界近代化体系。自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这种变迁引发了伦理思想的变革。所以，有近代学者指出，“自欧化东来，始有创道德革命之说者，遂生旧道德新道德之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道德的公私之辨成为思想界的热点。在鸦片战争以前，很少有人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对国民性格进行反省和批判，“中华第一”、“世界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以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了，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展现在他们面前。这样他们便获得了自我观照的镜子。观照的结果发现，国人引以自豪的文化传统并非十全十美，自大的心理失去了现实的依据。近代思想家们发现“缺乏公共精神”、“公德”缺失是比较集中和普遍的国民弱点，增进公德成为近代思想家们的普遍呼声，对“私”与“公”的不同态度成为区分新旧道德的重要标志。 严复是中国近代睁眼看西方、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之一，他认为道德在社会中起到维系人的作用，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国家的兴衰。他指出，当时中国的道德风气，已堕落到足以亡国亡种。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最主要的五种伦理关系中，都没有正常的道德关系存在，传统的道德教化已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因此，严复在《原强》中提出“新民德”的主张：“曰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同时认为，中国人德性败坏，最痛心者，无过于恤私、无耻两端。因此，“新民德”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私心而增公德。在他看来，中国民风之所以恤私，缺少公德，乃是中国传统教化造成的。在中国，百姓不是国家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君王一人是国家的主人，其余都是他的子民臣仆。因此，对于社会义务，百姓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忠君的义务。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风气，公德便普遍缺失。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要收拾人心，增养人的公德心，必然要面向西方学习。西方如何呢?“苟扼要而谈，不外学术则默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而其最根本的，正如他在《原强》中说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崇尚自由原则，把民主、平等看作自由的基础，只有在民主、平等的社会中，才会形成急公好义、关心社会的社会公德。 在戊戌——辛亥期间，对公德问题研究最多最深刻的是梁启超，同严复一样，他发现中国国民缺乏同情心、理解心，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太多地考虑私人利益。他在《新民德》第五节《论公德》章说：“我国民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梁启超把公德定义为“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道德。在《新民德·公德》中，他认为，中国道德发达很早，却都是私德，所谓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力行知耻、存心养性、反身强恕，凡此种种，都是私德。“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在他看来，公德比私德更加重要，因为公德是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