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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问题思考 国家为实施行政管理而划分疆域，是为“行政区划”，属于政权体系中的基础要政。中国近现代百年来，风云变幻，地覆天翻：每当国家政权更替，行政区划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每当社会进程转折，关于行政区划的议论再度鹊起。百家争鸣、且言且行之余，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问题仍无定论，故陈述己见权充一家之言…… 省区之“大”有益 今自西安驱车汉中，横穿秦岭动人心魄：疾行于峰峦叠嶂、云遮雾罩之间，时入漫长隧道，时过凌空桥梁；已是阳春三月，山北阴冷干旱，山间或遇鹅毛大雪，山南一派南国风光，汉中居民多南方习俗、操四川口音……一道横亘数省的秦岭，高大、雄浑，行车非两小时不能穿越，难怪能挡住北上的暖汽、南下的寒风，成为天然的南、北方分界岭。当初，硬将秦岭南北气候、景观、民风迥异的两类地域划为一省，全然不合一般行政区划常规，古人这是怎么了？ 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古代“只考虑如何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而是否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遗存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最显著的莫过于陕西省”——元朝系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逐步南侵”完成统一的，“所以它一贯推行以北制南政策，藉以加强其统治，它不愿意秦岭以南完整地划属于一个行政区，才硬划一部分（今汉中、安康2地区）以属陕西，形成了700年来这样一个地跨秦岭南北的极不合理的行政区划。” 谭又指出，源自明代“直隶”、“南直隶”和清代前期“江南省”的江苏、安徽2省，“都是既跨有长江南北，又跨有淮河南北的不符合自然、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区划”——其前身“江南省”，“直到康熙初年，才觉得这个省太大，要把它一分为二。又因如果分成南、北2省，则贫富过于悬殊，所以就分成东、西2省，东为江苏，西为安徽。这样划分下来，便形成了2省都有江南、江北、淮北3个不同经济、风俗地域的格局。” 对元代形成、明清大致沿袭并屡有局部调整的省制，1913年由康有为的《废省论》首开先河，民国年间有过几次“批判”高潮。学者或从历史溯源，或依国情分析，或与西方比较，几乎众口一词将中国行政区划弊端归咎于省区之“大”：地广难以治理，县多不便领率，助长地方割据，……历届中央政府主管部门也多有研讨。于是，有的主张废省改“州”或改“道”，有的提议将一省分为几省，个人或主管部门所拟“划小”省区方案不下十几个，总之必欲成倍（甚至几倍）增加中央政府直辖的一级行政区域而后快。 例如：对陕北高原、关中平原、陕南盆地三个自然区域组成的陕西省，有主张以秦岭为界划为两省——1944年黄国璋等、1948年傅角今的陕西省、汉中省，1945年洪绂的关中省、汉中省，1946年张其昀的陕北省、陕南省；有主张将陕北榆林等地（或加绥远省南部）另划为第3省——1931年张我华等的长安、汉中、延安3省，1940年胡焕庸等的关中、汉中、榆林3省，1944年吴传钧的关中、汉中、河曲3省。无论改划为两省、三省，不再将秦岭南、北地域划归一省却是它们的共同点。 反对缩小省区之言虽稀，却也掷地有声。代表作有1946年施养成的《论缩小省区与调整省县区域》：先逐一批驳主张缩小省区的种种理由，再引证秦汉以来方域变迁及英、法等国现状，指出今日政府主要任务是“服务”，认定“省区不但不必缩小，实在不能缩小”，其“问题不在大小，而在它不合自然条件”。进而强调“经济”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事业，“所谓经济行为就是生产，生产就是利用自然”，划分政区应以自然条件为唯一（至少为主要）标准，应令省区的自然条件一致并成为“单纯的生产区域”。 一国一省，地盘“大”究竟有无益处？试看，当“二战”凶焰燃遍欧亚，诸多小国难逃覆灭厄运，而苏联、中国却经持久抗战最终转败为胜，谁能说所凭“地利”不是国土辽阔？中国之内亦然：近800年来，省制自元代形成、经历代完善，既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且近现代中央政府屡次打消“划小”之念，可见其根深蒂固且“利”大于弊，至少是耐久、实用。况且，漫长历史岁月铸就的省域文化，如皖系、湘军、晋商、粤菜、云烟、蜀绣、豫剧、……直至国人的籍贯、风俗（以“方言”为标志）、理念，也容不得现行省区骤然面目全非。 中国疆域辽阔但地理环境并不理想，山地、高原多平原少，气候极易北旱南涝，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不多；况且，人口多耕地少，城镇分布不均，财赋差异悬殊。现行省区幅员广阔些，最大优点就是便于调剂余缺、保持社会平衡：不同自然条件统筹利用，好、中、差地区搭配治理，各种经济形式优势互补；平时边致富、边扶贫，纵遇天灾人祸也不乏缓冲、回旋余地，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堤内损失堤外补”——同样的人员伤亡、物质损失，在独生子女三口之家若系灭顶之灾，对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不过是伤筋动骨。 至于某些省区未按单一自然条件划分，固然有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考虑，于今也并非有害无益。现代地理学者胡焕庸1940年受命改划陕西为3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