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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诞辰看中外管理思想比较 标签： 管理 伦理 孔子 重视 中国 前两天，我去山东孔子家乡参加了纪念孔子文化节的活动。其间，在中华儒商国际论坛上做了一个发言。主办方给的题目是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由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和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许士军共同主持该论坛，并由我来第一个发言。我觉得在中国经济崛起的今天，在孔子的故乡来探讨中外管理思想的精髓，和任何更好的融合两种管理文化，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已经像西方人所说“在日益变平”的今天，我们就更加不能忽略中西之间相互融合的作用，技术上如此，经济上如此，那么由文化渗透的管理领域更是如此，在比较中我们更清晰的鉴别自己，学会促进和创新。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观念指导行为，思路往往是出路。 柔：中式管理思想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人们在研究中发现，他们在管理上都受到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把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处归结为对中国管理思想的有效运用，他提出要认真地去了解中国管理思想，他说“一旦了解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作为中国人自己，我们更应首先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有人将“柔性”作为中国管理的显著特点，我认为颇具概括性。 柔性管理也许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最显著特征。 1.伦理人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出发点。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社会人，而是伦理人，伦理成为厘定和改造人性的基本法则。中国传统的伦理人涵义主要指： 第一，性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基本上都是以此为主来阐释人性的。既然人天生具有为善即履行道德义务的本性，因而在管理中就特别强调人之善端，强调与人为善，强调人与人特别是上级和下级的沟通。 第二，关系本位。人的自我的确立不是由自己张扬出来的，而是在特定的伦理关系中、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规定的。第三，道德修养。代表性的语言是孔子的“修己以安人”。管理者具有为善的义务，如果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行善的能力，就能增强被管理者受教化受感化的能动性，增强他们为善的能动性。 2.人伦关系 在中国管理思想里，很少讲抽象的人际关系，而是讲具体的人伦关系。其特征就是： 具有特定的结构性。在人伦关系网络里，有亲疏之分，近远之分，熟人生人之别。有血缘关系的称天伦，非血缘关系的称人伦。可见，人伦关系是“自己人”所组成的人际圈。 情感法则。人伦关系具有自己人的情感和交往方式，它遵循的是情感法则，它往往对理性、权威、外部意志具有抗拒力。为了自己人，宁可自己多吃点亏，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 以伦定份。就是说，个体所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他的权利和义务就规定的不一样，一个人在人伦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应尽的份。所以，在人伦团体里，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安伦尽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人伦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管理中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管理中，人们不喜欢那种冷冰冰的、只见条例规定而缺乏任何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 3.人情管理 以人情感来调控人的行为，是中国管理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管理思想看来，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的浓郁，都是组织向心力的来源，所以管理之道正所谓“人情者，圣王之母也”。因此，管理过程是否充满人情味，对管理的效应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情味的有无和多少，与管理者的威信和管理的成效有直接的联系。一个只通规则不通人情的管理者肯定不是一个草有成效的管理者。几千年来，人情管理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伦理政治的重要内涵。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管理上虽然也不排斥严刑峻法，但以人道仁义为中心、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却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4．心治管理 心的管理是中国传统管理的法则。管子曾专门论述过心“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在管理上赋予了心很特殊的含义，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统治者深谙此道，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管理文化把那些对国家有忠心、待人有诚心、做人有良心的“君子”奉为万众学习的楷模，而把那些不忠不孝、狼心狗肺的忤逆之徒贬成千夫所指的“小人”，实际上是激励人们去做君子，从而在国家、组织中产生一种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心治的激励机制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管理者先正己身，然后再正人心，通过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