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docVIP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古今中外，“忠实”一直是译者们追求的目标。 无论是国内的“信达雅”标准、“神似”、“化境” 之说，还是国外的“翻译三原则”、“动态对等”， 这些传统的忠实标准涉及的往往是微观的语言层 面，是译作忠实于原作的语音、语义、句法结构等 语言表层内容，“忠实”的具体表现是不增加什么， 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 [1]17 ，而语言之外的诸如 政治、文化、历史等则很少涉及。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文化转向”为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使翻 译不仅摆脱了传统忠实翻译观中形式和意义“对 等”、“忠实”的束缚，更将人们一直不愿面对，弃 之于翻译门外的“创造性叛逆”纳入了翻译研究的 范围，并肯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创造性叛 逆”这一翻译现象仍然背负着“背叛”的枷锁，其 译作被称作“不忠实的美人”，将译者置于“忠” 之标准与“不忠”之事实的两难境地。 一、翻译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 1961 年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的。埃斯 卡皮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2] 大冢幸 男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人将“创造性叛 逆”引入了比较文学。此外，描述翻译理论、哲学 阐释学、文学接受美学、文化学派、释意派、多元 系统理论、翻译目的论等均对影响翻译过程的各因 素进行了探讨，直接或间接指出翻译创造性叛逆的 必然性。乐黛云在其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 说译者和读者的理解总是一种再创造，原作必须经 历这种“创造性叛逆”才能延伸其生命力，扩大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 [3] 。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 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 观背离 [4] 。查明建认为，译者虽然主观上追求再现 原文，但是客观上不可能完全达到，“‘创造性叛逆’ 是文学翻译中译语文化操纵的表征”。 [5] 在翻译的创 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的关系上，一些学者也进行了 探讨。许均研究了忠诚和叛逆的关系、翻译的主体 等问题。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 创造性叛逆和忠实只不过是程度之分，他们构成了 从逐字翻译到拟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叛逆和忠实 的连续体，都属于翻译的范畴。这些研究表明，创 造性与忠实并非僵硬的二元对立，在特定的条件下 可以通过适度叛逆实现忠实，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相 互依存的，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因此，“创造性叛逆”名不副实，它是表层上 的伪叛逆，深层次的真忠实。那么其深度忠实性又 是如何体现的呢?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是将一种文 字用另一种文字表述出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 仅涉及到原作和作者、译者与译作，也与读者、出 版机构、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相关，因而它不 仅仅是纯语言符号的替换。事实上，在翻译中译者 面对的是两种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两大片文化，担任 着文化交流的重任。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他文化无 法取代的独特的生命要素，是简单而理想化的“形 义”对等无法实现的。译者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巧妙地运用看似不忠的手段，使译文发生创造性叛 逆，实现对原作的深度忠实，达到“忠实”作者、 译者、读者，“忠实”于翻译文化交流和传播，忠 实于翻译自身发展的目的。 二、创造性叛逆忠实翻译主体 创造性叛逆突破了传统翻译中以文为本的狭 隘视角而转向以人为本。笔者文中涉及的翻译主体 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创造性叛逆的忠实则表现为 对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忠实。 1. 创造性叛逆对作者的忠实 首先，创造性叛逆忠实于作者的意图、“欲言”。 作者创作了原作，通过原作实现自我价值。原作是 作者文学功底、风格、思想、意识等的结晶，渗透 着作者创作时的心境、灵感等因素。翻译是在两种 语言符号间进行的，不同的语言各有其特点和形 式，在词汇、语法、惯用法、表达方式等方面既有 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如果仅从文本表象上追 求忠实和对等，势必适得其反，与作者原意背道而 驰。相反，通过挖掘原作的深层内涵，使用创造性 叛逆，突破文本字面限制，就可再现作者的意图， 解读作者的“欲言”。这是因为，一方面原作在完 成后，就脱离作者而独立存在，其语言符号与意 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凝固与给定的关系，原 作意义成为一个开放系统，等待译者和读者去解 读。另一方面，作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在创作时常常使用特殊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