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概念和解释（.doc

信任的概念与解释( Russell Hardin 在信任关系中，受信任一方存在值得信任的动因，这种动因根植于人们需要把关系持续到未来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当中。也就是说，我对你的信任被包覆在你履行信任的利益中（my trust of you is encapsulated in your interest in fulfilling the trust）。这一事实使我的信任不只是对你行为的预期。这些预期根植于对你的利益（尤其与我有关的）的（也许错误的）理解中。 表面上，人们可能不赞成把利益带进信任关系中（例如近亲或朋友之间），但实际上人们大多数时候都这样做。确实，对许多其他信任关系来说，核心可能就是利益。例如，我与当地商人有着持续的商业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成了信任关系。这里，我们不便充分说明这种信任观点；但问题在于，相当多的信任关系就是利益关系。我们主要相信存在持续关系的那些人。对我们来说，这些持续关系越丰富越有价值，我们就有可能更加乐于信人（trusting）和为人所信（trustworthy） 对于信任的潜藏利益解释（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提出，值得信任至少还有其他两种特征，给予我们信任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第一种特征是潜藏利益解释的特例。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或是我的密友，在某种程度上你把我的利益真正放在心上，所以我可能信任你。但是，如果我们信任仅仅熟悉的那些人（我与他们有着持续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了熟悉），那么原因就相当不同。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爱或友谊可能是关系的重要方面，但许多信任关系（不必要这样真正考虑另一个人的利益）并不是这样。一般来说，通过持续互动的因果联系或互动的声誉效应，而不是通过彼此的强烈价值承诺，我们只不过分享了各自的利益。 第二种特征明显不同于潜藏利益解释，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重要，但它也不能成为大部分信任关系的特征。因为我知道你强烈承诺要履行自己的某些信任，例如你答应要完成的那些事情（Messick and Kramer及Tyler持有这一观点），所以我也可能信任你。你可能也有原因没有履行这些承诺；但我一般会预计，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还是会履行的，因而我还会相信你。我知道一些人，他们对有关信任表现出极其强烈的道德承诺，但我的大部分信任关系并非根植于对他人的这些承诺；而且，这些最重要的道德承诺造成了大部分社会秩序或大多数持续关系，这似乎也不可能。 让我们暂时回到声誉效应上。我可能信任你，但这不是因为你与我具有持续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履行对我的某些信任，那么你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在有关某个组织（Jane）的讨论中，Carol Heimer就曾提出，该组织之所以实现了目标（在是否堕胎上为女性提供咨询），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了可信的声誉，尤其是在私密性方面。因而，可能一生与该组织只打一次交道的女性可能会信任它。显然，组织中各种行动者及作为客户与其打交道的那些人的可信性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推荐给病人的医生是危险的，正如病人自己那样。在海默讨论的组织中，客户不断变化，因而其中的信任关系要比许多信任关系更重要。 作为反对潜藏利益解释的理由，人们可能认为，当做Y符合你的利益时，说出“我信任你会做Y”有点不通情理。例如，考虑某种极端情况：如果拿枪对准你的头，我就会确信你会做我想要你做的事情（我已领会了Al Capone的智慧，他曾说过，“通过一句善意的话加上一只枪，你要比只是一句善意的话获得多得多的东西” [转引自McKean 1975，42n]）。 当我强迫你做我“信任”你做的事情时，部分错误之处就在于，在完全确定的环境中，作为概念的信任没有意义。我确实相信太阳每天升起，如果人们是完全程序化的机器人，我也不会在通常的意义上信任他们。某些学者认为信任本身嵌入于不确定性当中，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对有关的信任来说，” Diego Gambetta（1988，218-19）认为，受信者“一定有退出、背叛、逃脱的可能性”（也请参见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133；以及Luhmann 1997）。更通常地，人们可能认为，信任嵌入于选择的能力甚至需求当中。如果给予人们过于强烈的动因，他们在这些有争议的事情上就会成为确定的行动者（这也是浪漫的人痛恨理性的原因）。在另一极端，如果让人们没有可归咎的原因而行动，那么许多环境下他们也不可能获得信任。除了选择和理性外，信任还是有争议，这只是因为我们仍处于昏暗的中间地带，既不确定也不是完全不确定。 在枪这种情况下，部分问题在于，你服从我的要求完全不是出于对我利益的关心。它纯粹出于你对自己利益的关心。也就是说，枪这种情况不符合对信任的潜藏利益解释。 我希望确定一种信任观点，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