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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可惺]“走出”的批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单边叙事” 2011-10-17 作者：欧阳可惺 】【字体： 大 中 小】【打印文章】 　　【关 键 词】少数民族文学/单边叙事/文化歧异/多边叙事 (母语)表述的多样性，还需要看某个民族作家怎样用母语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包含着怎样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对构建社会的整体文化有何种价值导引。现在，单边叙事开始引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注意。① 　　关于单边叙事，就其理念来说，已有诸多大家的阐释。②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把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整体丰富、随意多样的现实，或简约或重写成被控制的、在策略上事先限制的叙事。对不同的叙事者而言，采用什么叙事策略，即采用或不采用单边叙事都是非常自然而便捷的。一般地讲，汉族作家可以写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有不同民族的文学人物和叙事。可由于特定的区域、民族文学传统、宗教背景等的原因，当代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叙事中没有对非我族的“他者”的叙述，或是简约化和限制对“他者”的叙事。而是着重写本族群、本民族的叙事：想象虚构的都是单一的本民族的故事，其中出现的是纯粹本民族的事件、场景、人物、观念和理想。就文学写作和批评本身而言，这是没有什么可置疑的。但是，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面对这样的单边叙述文本却需要进行多方位的价值判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过程中的“单边叙述”，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现公共性时不可回避的话题。虽然，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是相互影响、学习的产物，但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末和新世纪后，单边叙述作为一种书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增加之势。因为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网络文学，读者都清楚地知道，阅读“不只是把一本书当作一本书来阅读，而是把它放入脉络，以理解它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任何书是凭空进出来的。写作是一种选择行为，其中牵涉一系列的选择，由作者与社会互动而形成”③。在笔者的记忆里，当代文学中，汉族作家;一方面与主流的文化政策有关系：在边疆地区的文学工作者必须要表现边疆的生活，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所以，许多汉族作家都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少数民族题材、主人公作为重点来叙述、描写。显然，这有概念化、肤浅化的痕迹，但这些作品的读者基本上是汉族读者，他们可能是在一种好奇、新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⑤当然，这些作品可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语境有关。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和丰富发展，20世纪末和新世纪以来单边叙述的作品比过去不是减少而是增多;除一部分;而日常生活往往被看成是真实的、自在性的、相对平凡的。但在伯格看来，日常生活仍然构成了闭合的虚构叙事结构“开头、中间、结尾”中的“中间”部分，在叙事结构中，叙述的各种纠葛可以在“结尾”里得到了一次性的解决，可是作为“中间”部分的日常生活却被长时间的反复“重演”。“因此，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叙事特性，社会科学家现在开始承认并研究叙事在人们的生活中和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阅读’叙事，以分析的眼光看待叙事，看到叙事中与我们生活中诸方面? 　　维吾尔文学批评者帕尔哈提·吐尔逊提出本民族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新时期以来的维吾尔文学单边叙述的特征依然很强烈。⑧在帕尔哈提·吐尔逊看来，这些单边叙述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文学和批评，其中体现的是本民族文学自言自语的话语姿态的惯性和强大力量。帕尔哈提·吐尔逊的观点激烈犀利，虽有偏颇之处，但是却给人以非常的触动：为什么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会有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或批评者愿意单边叙述呢? 　　单边叙述需要有相同经验和心理的观众或读者，因为就小说而言，小说的结构中存在着感情与参照体系，小说的结构是一种“情感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观众、读者时刻认同、热爱自己的民族并且接近某个民族的人或某国人。所以，单边叙述文本可以使自己拥有相当的文学读者。当然，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单边叙述文本也会由于自己叙述的“共同视角”，在拥有一部分读者的同时也极易疏离更多文学市场的读者。因为“文学新的和扩大了的意义的生命力不能系于一种性质，或者一件事件的零散概念”⑨。文学总是文化的反映，而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对任何一个群体、民族而言，“文化永远不只是拥有的问题、绝对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借与贷的问题，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的问题”⑩。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文化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问题体现在文学上，文学自然也要进入到社会公共领域中去。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少数民族生活的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单边叙述倾向，是不大考虑多群体、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会公共领域性问题的，表现的似乎仅仅是“自我”在“本土”上的活动。因为单边叙述当作他者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