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支出材料分析.docVIP

我们政府公务太贵了 曾有专家撰文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中国公民承担因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产生的赋税在很多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拥有“最昂贵”的公务和政府，贵的程度有多高呢？作为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提供的数据应该是可信的：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率还在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任委员称，如今我国的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5年已经突破3万亿元。凭这样的财政实力, 我们完全有可能逐步解决我国的教育和医疗难题，但由于行政成本的涨速更快， 导致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据“两会”期间公布的一组数据：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之和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行政成本在25年间就涨了87倍——何其昂贵的公务！ 这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当然，这些数据只源于具体个例的累积。2005年8月，新华社曾经披露过安徽北部一个规模不大的地级市书记和市长的“豪华办公”。每人独占6间办公室，内设高级办公用品，卫生间、会议室、会见室、装修精致的卧室，一应俱全，颇为气派。 而就在这座壮观的党政办公大楼不远处，几十户原住房被拆迁数月的村民，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安置，全家老少只得住在低矮闷热、蚊蝇乱飞的简陋土屋里。 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行政管理费用持续上升的必然结果，因为行政管理费用的扩张，吞噬了一部分公共支出。同政府行政成本的逐年上升，一样令人震惊的是教育经费的逐年下降。在2006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殷鸿福透露，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5%，而当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占2.3%。20年后，这个数字不升反降, 到2005年已经下降到2.16%。 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看，政府征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重新分配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调节资源配置和指导消费行为。政府的行政开支，应该是税收中的极少一部分，如果政府行政开支过大，就明显地违背了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初衷了。 事实上，正如代表委员们所说，在今天的中国，过高的行政成本已经挤占了我们的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构建“和皆社会”目标的实现。一句话，这个“最昂贵”的行政成本已成为社会的不承之重。 （资料来源：周琪．“行政成本之高世界少有”反思．现代人才．2006（2）） 1.分析案例材料 2.讨论形成原因 3.探讨改革对策 公务支出属于行政管理财政支出的一部分，行政管理支出是维持国家政权、保证各级权力机关稳定运转所必须的经费，财政支出经费都是依靠税收来取得的，也就是说是广大纳税人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而目前中国又保持着高昂的公务支出水平，是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若干倍，而教育、医疗财政支出却相比发达国家，远远被甩在后面，显得有些尴尬。如此矛盾而又尴尬的状况使得公务支出成为了百姓讨论的话题，现如今随着中央反腐精神的不断加强，公务支出也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重点。 横向比较，我们的三公经费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纵向比较，我们三公经费和教育医疗投入也是令人乍舌。材料中显示，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之和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大家忍不住会想：难道政府人员消费比大众教育、医疗更重要、更紧迫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凡事事出有因，是什么造就了几千亿的公务支出？ 首先，公权力的行使过程没有受到足够的约束和监督，有法可依但是执法不严。公费私用现象在前些年是比较普遍的，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曾披露，在2004年全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这三项总和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因公出国（境）、公务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招待，成为了部分腐败违规行为的保护伞，仿佛一切都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此外，检察院查处的贿赂案件中，80%的贿赂资金都源自公款。 其次，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不断膨胀。建国以来，我国的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已经进行了有六次有余，但是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精简机构和政府人员数量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每一次精简都成了再次膨胀的序曲，并且膨胀的趋势还有超越上一次改革之势。我国政府层级一共五级，中央、省、地市、区县和乡镇。每一层级的政府都需要各个部门的完整配备才可以达成有效的政府职能。据《中国行政管理》期刊的数据显示，我国的中央层面的政府部门多达80多个，省级层面也在50个以上，地市及以下我想也不会在少数。许多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数量都不会超过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