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金融中介与经济增关长系的经验分析.docVIP

对我国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韩旺红　杨海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者对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持怀疑或忽视的态度。1969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对35个国家从1860年到1963年跨度100余年的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得出两者呈平行发展关系的结论，虽未能在决定关系上得出答案，但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固有看法，为金融发展理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73年罗纳德.I.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S.Shaw)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主张“深化金融”，正式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新一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家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等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对金融中介体和资本市场的形成作出了规范意义上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以及各类分析记录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发展或停滞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形式有决定性影响。 对于金融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系中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究竟存在着哪种关系，究竟是否应当着重发展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以及如何进行发展的问题，用我国近几年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问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标M2／GDP所反映的金融中介体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由此得出结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关系很可能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此，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大力促进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上，眼下不应该过分强调股票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李广众(2002)认为国内现有的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小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提出应该根据金融发展的具体含义构建符合中国情况的衡量指标，并通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得出部分增长指数，进而讨沦银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计量分析结果说明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扩大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而必须提高其配置效率；股票市场的发展虽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实际资本积累，但有利于提高储蓄水平。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步讨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限于篇幅，我们主要讨论金融中介(本文主要指存款货币银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的选取和数据调整 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主要采用金融相关系数(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BANK)等几个指标。1973年麦金农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最早开始用M2／GDP分析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抑制程度。从那以后，M2／GDP被用于测量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DEPTH)，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检验金融改革的成果。金融相关系数(FIR)是由戈德史密斯于1969年首先提出的，其定义为某一时点上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它既是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也是估算一国金融深化的关键尺度之一。M2／GDP和FIR是使用最频繁的用于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BANK指标是金融发展质量和结构的衡量指标，金和莱文(King?and?Levine，1993)使用BANK指标刘发展中国家进行衡量，其衡量内容为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其计算为存款货币银行发放贷款总额与存款货币银行与中央银行放贷总和之比。 本文选择的指标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是调整后的金融深化指标。我们不使用M2／GDP(DEPTH)，虽然?DEPTH指标在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上是国际通行的指标，但该指标所衡量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畸高，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过高的水平(李广众，2002、洪崎，2001)，明显脱离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其原因可能是该指标在我国所包含的经济意义除了货币化程度以外，还有大量金融虚化的成分；另外麦金农和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考察中并不包括中国以及各国的M2和M3的统计口径不同，有可能形成该指标衡量的不准确。与M2相比较，贷款指标在国内外的实证分析中使用也相当频繁，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叫，国家，更能体现出金融中介体的直接经济意义。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尝试采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季度实际值与季度GDP的比值来反映我国的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定为LOAD。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最近国外实证研究中对于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信贷指标非常重视，把观测重点置于私营部门反映出对政府部门的信贷不能充分反映信贷的资源配置、监控和风险管理职能，面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