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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观念变革与生态文明意义 　　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有许多讨论，究其回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的认识上。即“生态文化时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的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等等。这些观点的共性都与“人-自然”关系的生态紧密相关，预示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从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上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环境革命的时代。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观念的巨大变化，其中有五大观念的转变，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由此映射出生态文明的意义。 　　第一，人类生死观的转变。“人类毁灭”一直是古今时髦的话题，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察家预言未来人类可能死于世界核大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则预言：人类可能毁灭于人类自己酿成的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这种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将影响我们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生物圈即‘盖娅’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而放弃我们。要改变这种困境，尽管有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环境神话论”和“工业救世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学说，也经过从1972-1992联合国环境规划暑举办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峰会”，还有不计其数的NGO的环保活动，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世界的末日’的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然而是不应有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把环境危害转换为常规计划和管理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把环境危害提升到政治高度。事实上，“坎昆会议”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利益分歧的延续，根源于“南-北问题”。我国在会议上坚持的对地球环境“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本质上基于历史并尊重历史以及弘扬政治高度的伦理自觉，是正确的。这是在人类“要钱还是要命”这类生死观讨论的背景下人类整体利益的明智原则，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创造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揭示先进文化发展的世界方向，刻画出符合生态的人类文明改革秩序，而且“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时代的“中国话语”正在作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概念、新主题，成为人类生死观转变的新起点和新逻辑。 　　第二，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19世纪末，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红色”运动。20世纪上半叶，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蓝色”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运动，经历了以环境保护（1962-1992）、可持续发展（1992-2007）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现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2007-）。其群众运动的特点，既体现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开展环境公共教育”的活动中，也体现在重整社会的生态秩序，推进文明的生态秩序的创造性群众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主基调，彰显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进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支撑的强大的社会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三，科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传统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的正反馈发展。这种发展观建立在“无限论”的基础上，结果遭致大自然的“报复”。由此产生科技-经济发展观的生态转向，绿色科技、循环经济成为关键词。随着世界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壁垒以及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透射出更为隐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要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国内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于改变“拼资源”“拼能源”和“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时代哲学观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哲学即人学，但在最近25年来，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荒野环境和人类生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