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力量.docx

分析的力量（1）来自经济真相的挑战任何经济分析不可避免将面临着经济现实与经济数据真相的识别和挑战。由于中国现实环境所致，在中国从事经济分析和市场咨询的分析员们，总是受到来自媒体上的经济信息和官方发布的经济数据所带来困惑的压力。中国官方机构公布的经济数据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失业率的数据则是被分析员引用最少的数据，而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能够见到的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显然这个数据与现实就业情况有着明显差距，无法引用此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和预判。反而在就业数据方面，分析员大多参考民间就业机构或企业招聘实际进行经济综合研判。今年以来中国海关公布的月度进出口数据引起了广泛讨论和争议。其实海关数据在之前是所有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相对被质疑最少数据。其他数据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房价格指数都是经常被拿来被质疑的。就目前情况观察来看，经济数据的质量的改善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有所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这种改变现状，但是职业要求所在又在那里，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做经济和行业分析，首先从态度上就要明确这是一个探求真相过程；其次才是用什么方法来解读相关数据和现象分析过程。否则分析和判断准确率将大大下降。其中怀疑精神和好奇态度对于专业的观察者尤为重要。怀疑是对所谓权威结论的不断地质疑；好奇是对动态现象保持持续寻找答案兴趣。面对经济数据和信息错位和迷茫如何去解决？我觉得根据自己多年实践，一般从三个方向去着手能很大程度去解决。首先运用“草根”调研方式从经济发生源头进行调研，即增加所谓经济“现场感”，通过与从事商品贩运、流通、销售基层市场从业人员交流，在他们诉说的“牢骚”中发掘有价值的第一线充满“质感”经济信息。其次是“行业对话”与企业各个级别管理者进行谈话式的交流，从他们的感悟或疑惑中了解市场和行业正在发生变化和问题。第三是“职业交流”与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由于专业人员所处环境不同掌握信息或形成观点会有所不同，进行交流会对遗漏信息或看问题角度给予充分补充。在调研中，善于沟通、平等待人是非常重要的，让被调研者能够真实“倾诉”才是考验分析员基本素养和能力的核心。达到这种能力并非非常容易，首先要让被调研者“松弛”下来，其次要让他（她）有安全感，即他们如何说都没有什么“后果”。调研前分析员必须事先进行问题的设计，并且在现场交流时要随机应变，并且强化询问、提问、追问的技巧，尽可能把握谈话节奏，控制好时间长度，使得谈话效率最大化。多年的实践感觉最难的是谈话导入阶段，因为大多数谈话者是第一次相识和相谈。在经济实际“证据”和经济现状“调研”有两个学者对本人影响很深，尤其是在职业精神上和工作态度上。一个是陈寅恪，另一个是费孝通。陈寅恪是资料信息“证据”档案派大师；费孝通则是现场信息“源头”调研派大师。陈寅恪和费孝通追求的“实”是一切虚假对手，是我们的分析的力量。分析的力量（2）政府信息特色“出口转内销”有关政府人事动态和政府政策动态信息分析是分析员日常工作之一。也是客户特别是关注的咨询意见之一。而中国的经济专业分析人员经常会遇到政府信息“出口转内销”的问题。所谓“出口转内销”是指有关中国政府的人事和政策动态信息首次在媒体披露出来，并非是通过国内政府背景的主流媒体或国内市场化成分比较大的标志性媒体，而是通过海外主流政经媒体流传到国内的。“出口转内销”是政府信息运作的特色之一。它的内容涉及较多是政府“下一步”人事安排或政策方向。虽然其他国家政府运作信息大多以披露给本国主流媒体居多，但是作为中国分析员必须了解和尊重这种方式的现实存在。把注意力并不放在对“信息”披露方式的“抱怨”和“是非”讨论之中，而是当做“习以为常”的一个背景去解读去分析。在外交领域方面（特别是亚洲）日本几个主要媒体经常披露中国政府的动态较多；国际几个知名的财经媒体轮流披露中国经济政策动向；香港少数几个媒体则是经常披露两岸关系政策动向。综合来看经常涉及“出口转内销”信息源的海外媒体在10家以内。既然我们不能忽略“出口转内销”信息的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出口转内销“信息特点。首先政府通过海外媒体“爆料”自己的信息的目的或益处。即信息的“非正式性”和“试探性”让政府给自己的回旋余地比较大，给外界想象也比较大。可以产生一种信息“杠杆”撬动效应。其次用“知情人”名称披露给海外媒体政府内部信息，最终既可以使某条信息内容百分之百“兑现”，也可以使某条信息部分“兑现”或完全没有“兑现”。如果通过精心对经常披露中国政府信息的海外媒体内容“兑现率”统计，一定会发现信息内容“兑现率”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有的海外媒体的“兑现率”高些，有的海外媒体低些。有的一段时间比较高，有的一段时间比较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掌握“信息源”的主体主观上就不可能让其出现百分之百“兑现”可能性，信息的“非规律性”是对政府是利益最大化。三是用主流外媒可以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