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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前夜的东德共产党 　　近期，前东德总理莫德罗的新书――《我眼中的改革》中文版在京面世，中央编译局专门举办了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这本书抒发了莫德罗对东德、苏联改革的看法。他认为没有民主机制是社会主义模式崩溃的主要原因，但他并不因此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并批评此后苏东诸国走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令他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资本主义有先天缺陷。 　　这样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来自原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人士对东欧转型保持的怀疑，正如大陆资深东欧研究者金雁的描述：东欧巨变后的第一个10年，诸国处于转型“阵痛”期，关于转型“糟糕”的消息自然很多；在进入第二个10年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之前称其“糟糕”的人不再出声，东欧变成“没有消息”的地区；而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欧转轨国家遭遇重创的消息屡见报端，对其转型之路的怀疑声浪再次高涨。莫德罗的看法只是最近这波怀疑声浪中的一个。 　　目前莫德罗和伙伴们在筹办一些出版项目，比如通过文化交流，向中国民众介绍民主德国的往事。对于当年的历史，莫德罗作为东德最后一位“共产党总理”，无疑有重要的见证人价值。《凤凰周刊》为此专访了莫德罗。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内忧外困的苏联实行战略收缩，整个东欧阵营逐渐失去了苏联的支持。1980年代的民主德国，经济实力与联邦德国拉开更远距离，连军队都被整建制投入到工厂劳动。到1989年，14个现役摩托化步兵团有半数因生产而脱离战备状态。 　　年迈且病重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却无视困难重重的现实，以民主德国向来是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富裕者为由，轻蔑地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当于在旧屋里糊墙纸。但整个东欧的变化来得太快了，1989年5月起，东德旅客最爱去的国家匈牙利（事实上当时他们可去的国家也实在有限），逐渐放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管制。东德人蜂拥而至，从这里奔向联邦德国，形成了移民洪流。在这场危机面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因内部分歧日益激烈而变得束手无策，减弱了对社会的控制，反对派组织纷纷成立。 　　踌躇满志的昂纳克坚持10月7日的国庆典礼要照办，而前来道喜的戈尔巴乔夫扔下了名言：“谁迟到了，谁将受到生活的惩罚。”未几，昂纳克被苏联和统―社会党同仁抛弃，由埃贡?克伦茨（东德共产党末任总书记）接替总书记职务，不足两月，克伦茨即辞去总书记和国家元首职务――在渴望改革的国民眼中，克伦茨是强硬派，而时任德累斯顿专区书记的汉斯?莫德罗是改革派的代表。 　　在1989年上半年，非政治局成员的莫德罗作为希望之星已经闻名国内外，包括北京方面都曾以德国的戈尔巴乔夫来形容他。莫德罗在当时就对昂纳克有不满，除了政见差异外，他也有个人理由不满意当时的政府，比如自己一直不被允许去西边看望兄弟，比如到了1980年代，80%的东德家庭已能收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因为安装天线太便利，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而他担任书记的德累斯顿由于处在东德最东部，成为东德唯一不能接收西方电视节目信号的城市。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匆匆赴任东德总理的莫德罗，加快各方面的改革，力图保住东德。但是，如戈尔巴乔夫所说，一切来得太迟了，即使是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也已是“迟到者”，早已无法跟上民众追赶变化的脚步。和西面那个同文同种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皆有压倒性优势的东德相比，莫德罗的改革计划对东德国民缺乏吸引力，这一年东德人的游行口号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在1990年的大选中，统一社会党改名换姓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沦为第三大党，莫德罗也结束了总理生涯，东德此后一步步走向了联邦德国的怀抱。 　　“抽象的意识形态面对国内现实已无能为力” 　　凤凰周刊：1989年11月，你成为中国报刊上的热点人物，人们对于你从昂纳克手中接过权力抱有很高期待。当时你被称为新一代的代表，大家认为你这代人的上台标志着长达17年之久的昂纳克时代的终结。可以描述一下当时你眼中的东德的国内形势吗？ 　　莫德罗：东德建立40周年时，已积存下许多问题，领导层对此毫无反应，居民和许多在领导层工作的同志对党失去了信任。昂纳克和他所在的党内领导层小圈子以为，通过庆祝建国40周年即可实现新的稳定。这一目的没有达到。昂纳克于10月8日辞去各种职务，埃贡?克伦茨被选为继任者。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感受到党的领导有什么新气象。 　　直到大规模群众示威导致东德政府于1989年11月7日解散，转变方才开始。我受命对政府负责。我组成了一个由参与东德国家阵线的所有政党的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统一社会党放弃了领导角色――实际上它已不能完成这个要求。我们采取的这些变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当时我们的任务在于确保这些变革以和平手段进行。 　　12月初开始建立新党，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