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国文化模式文化心理与礼治的关系.docVIP

文化模式、文化心理与礼治 　 　　学者们常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把儒学看作中国文化的主要塑造者，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这里提出一种新的理解中国文化模式及其与儒学关系的视角，即主张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与早在儒家之前即已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有关。本章以“礼”为例来说明，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模式或心理结构，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礼”比“法”在社会整合方面更有效，也说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土壤。 　　如果“法”代表一个社会的“硬制度”，具有一刀切、强制和不顾人情的特点，那么“礼”就代表一个社会的“软制度”，具有照顾人情和可随处境不断调整的特点。从中国文化的模式来看，“礼”这种顾及人情的软制度，比“法”更适合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这才是儒家能够战胜法家的根本原因。最后，文化的惯性也决定了在未来的中国，礼治仍将是中国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儒学的现代意义。 　　从本章我们开始对中国现代性具体内涵的探讨。 　　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文明中心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礼教。礼是中国人心目中衡量人与禽兽之别，以及文明与野蛮之分的重要标准。我们不妨要问：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有关礼和礼教的思想，是不是完全过时了呢？换言之，“礼”与现代性是什么关系？ 　　尽管在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对礼的内涵及现代意义作了有价值的探讨(见章后附），但仍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何礼唯有在中国古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唯有中国人倾向于把自己的文明称为礼教文明？虽然中国人曾长期以其礼教文明的成就而自豪，但这个“礼”在西方文化中远没有什么突出的位置，一般人通常不过把它理解为礼节规矩之类而已。如果说西方文化崇尚法治，那么中国文化则崇尚礼治。这一现象本身就很有意思，它说明了“礼”有可能是我们解开中西方文化差异秘密的一把钥匙。 　学者们在理解中国文化特征的时候，常倾向于从儒学的特征看问题，把儒家传统直接当成中国文化特征的主要塑造者。这样理解诚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西周礼乐传统在经历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毁坏之后，到汉初却能在一夜之间恢复过来？为什么数千年来，儒家传统多次惨遭毁灭性打击，却能够一次次起死回生？为什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儒家传统在已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却能在短短十几年间成为国学复兴的热门话题？ 　　一个事实是：在英文中很难找出可精确翻译“礼”的术语来，ritual，rite，etiquette，propriety等一些常用来翻译“礼”的单词，在英语中通常指礼节、规矩、礼貌、适度等，似不足以表达“礼”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重要性；civility也有时被用来翻译“礼”，但是此词来源于欧洲中世纪时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与传统生活方式相对立。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在西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典中，几乎没有哪一本是专门研究“礼”的，更谈不上视“礼”为治国安邦最有效的武器。比如古希腊政治学经典，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康德的社会政治论著、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及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伯克、马克斯?韦伯、杜尔凯姆等一系列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我们从未看到他们有谁系统、专门地论述过“礼”的。这与儒家经典形成鲜明对照：“六艺”或“五经”之一就是“礼”，围绕着它形成了“三礼”，在后世又有无数学者专门研究礼，并写成了大量礼学专著(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礼类著作就可一目了然）。 　　虽然“礼”在人类所有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但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则可能与中国文化的习性有关。所谓中国文化的习性，指中国文化在长达数千年岁月中缓慢积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下面我们借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模式，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中国文化内部自我整合方式的特点，从而探索中国文化模式或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与儒家传统特别是礼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解开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秘密，对于儒学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以及礼教文明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重要性等问题　　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批评是：在礼教传统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这二者之间，究竟孰先孰后？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略作说明：一是，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从包括殷周金文、《左传》、《国语》、《老子》、《庄子》、“三礼”、《尚书》、《易经》、《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儒家获得独尊之前写下的古代文献中找到大量存在的证据；二是，在儒家思想遭遇了致命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