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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想建设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孝义市退休干部王春吉)
加强思想建设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对孝义党组织诞生和发展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王 春 吉
中共孝义地方党组织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八十五个春秋。道路是曲折的,期间的教训和经验是十分深刻、丰富的。其中关系其生死存亡的,莫过于要不要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怎样抓好思想建设。而这一条,集中体现在党组织诞生和发展初期这一阶段。为此,本文就孝义党组织这一阶段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与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妥之处,请予批评。
一、两起两落中的深刻教训
中共孝义地方党组织诞生于1926年秋。与孝义毗邻的汾阳县1925年秋经中共北方区委(北方区委委员长为李大钊同志)批准,建立了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汾阳特支)。在中共汾阳特支的领导下,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在汾阳铭义中学、河汾中学等学校求学的孝义籍学生冯家升、李正旺、霍文新、曹维麟、任子舜、申其浩、田宏保、杜书麟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郭林湖等在太原做工的工人,在太原也加入了党的组织。这些人按照组织的安排,于假期和年节回乡后积极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先后介绍了仁坊村一带的梁生彩等四位农民党员入党。从此,在孝义地方上有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汾阳特支的安排,派霍文新回孝义仁坊村,在其家中召开了孝义籍党员会议,建立了中共孝义(仁坊)小组,小组长由霍文新担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孝义地方上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它的建立为以后中共孝义地方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翌年2月,在上级派领导主持下,在霍文新家中召开会议,中共孝义(仁坊)小组改建为中共孝义(仁坊)支部。支部书记由在中共汾阳地方委员会任职的李正旺兼任。中共孝义(仁坊)支部建立后,积极推进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对进步势力活动的组织引导,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动成立了“孝义县旅并旅汾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学联会”作为进步青年和爱国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公开组织了请愿、游行示威、发动群众驱逐反动县长、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开展反对商号滥发纸币、坑害群众的斗争,并领导了平川群众与水霸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节节胜利,使群众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看到了社会生活变革的希望,在孝义人民群众思想上从此点燃了希望之火。然而,1927年继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对共产党员的大屠杀后,八月闫锡山也在山西实行“清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在汾阳求学的孝义籍中共党员均被列入搜捕名单。于是,这些人纷纷回家或到外地躲避。作为孝义中共支部书记的李正旺更是被搜捕的重点。于是他被迫躲向了太原,使孝义支部与上级的联系中断,组织活动被迫停止。直到1931年中共山西省委恢复后派人来联系,找到了高继麟,才恢复了孝义二区党小组的活动。
1932年初,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任子舜、田宏保,分别任命张子佑、胡二保在位于孝义西部山区贤者村、胡家窑一带的华兴公司煤窑工人中活动,发展了3名党员,在中共汾阳特支领导主持下建立了中共汾孝支部,由汾阳县三泉小学校长王文章任支部书记、张、田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然而,到1934年1月,又由于中共汾阳特支遭到破坏而停止了组织活动。
孝义地方党组织在创建过程中的两起两落,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诚然,上级组织遭破坏,下级组织与上级联系被迫中断,这是客观的存在,甚至是下级组织活动中断的重要原因,但绝对不能认为是起决定因素的原因。
从主观上分析,这两次党组织的成立是在上级领导人参加并主持下产生的。支部的领导人都属于上级所派,关键时刻不能同大家一起战斗。第一次诞生的中共孝义(仁坊)支部,书记李正旺虽然是孝义人,但主要活动在汾阳,是中共汾阳地方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第二次所建的中共汾孝支部,书记王文章是汾阳三泉小学的校长,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同大家在一起。上级领导的莅临也只是搞了一下组织建设,参加一次会议,不可能搞多少思想建设。因而,支部书记同全体党员的心不可能凝聚在一起。
反之,如果领导人是能够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在关键时刻就不能弃大家于不顾而是只顾个人的安危,一走了之。何况,上级组织在汾阳,距孝义还有一段距离,要搞应急处置,不能说没有条件和机会。所以,我认为根本在于缺乏组织的凝聚力,而思想建设的缺失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加强党员教育,促进了组织发展
1937年10月,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一部分到孝义,开辟晋西的地方抗日工作。他们带的任务,其中有一条就是帮助地方建党建政。总部派出的工作队,时间不长,就在孝义五个区和10多个村庄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总部抽调干部到地方,组建了孝义县第一届中共县委。县委书记梁占祥、组织部长赵重丁、宣传部长刘绍南都是总部派出的干部,只有军事部长高诚,是当时任牺盟孝义县分会的特派员。县委一建立,第一件工作是在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和民运部长付钟的指导和帮助下连续举办了3期党员训练班。参加的学员是各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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