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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逻辑和预算背景 暴世宏1，贾联红2 （1山西太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长治 046000； 2山西邦仕得药业有限公司，山西 长治 046000） 摘 要：最大化必须依托一个具体的预算背景，离开预算背景，最大化逻辑是不成立的。对于同样一个选择事件，一个人在作出决策时如果是依托不同的预算背景，他完全有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跨期选择是一个最大化效用的过程，也就是依托某个具体的预算背景，在等边际规律的约束下，人们为了实现其在某个预算期间内总效用的最大化，而对整个预算期间内的消费进行整体理性的计划和预算的过程。货币支出在预算期间内不同阶段的分配，是由人们对未来各阶段的环境现状和偏好的预期结果决定的，而不是由所谓的时间偏好决定的。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最大化；支出预算；消费计划；预算期间；贴现效用函数；时间偏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理论背景 “最大化”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一个假设和规范。作为主流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效用理论和厂商理论都把最大化作为其逻辑和推理的基础: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最大化又是与“经济理性”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尚待定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认为，最大化充其量只不过是理性的必要条件，但很难说是它的充分条件。他归纳出存在于主流经济理论中关于“理性选择”的三种相互区别的规范含义，这三种含义分别将理性选择理解为：（1）选择的内在一际性；（2）自利最大化；（3）一般最大化［１］。通常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以最大化作为其选择的目标和依据，所以，理性选择的问题便无一例外地被转化成为一个最优化的问题，这样，非常便于应用数学工具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分析和规范。 我们在此只讨论被新古典理论所广范采纳的“自利最大化”。这个假设认为，个体以自我福利为中心，以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今天，基数效用论虽然被主流理论的标准分析范式所遗弃，但在推理效用最大化时，等边际规律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按照等边际规律的理解，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力图把他所花费的每一元钱用在能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上，直到花费于每种商品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起实，在这个看似非常清晰明了的逻辑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逻辑疏漏。下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人准备去北京旅游三天，他打算将自己所带的八千元钱全部花费以最大化这次外出的效用，那么他究竟如何花费这八千元钱才算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呢？下面有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有： 他用绝大部分钱在一家高档的酒店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以最大化当时的效用； 他第一天花费掉几乎所有的八千元，以最大化他当天的效用，只剩下仅够第二、三天吃饱、住宿和回家路费的钱； 他三天平均地花费掉三千元钱，以最大化他三天内的效用； 他看了许多景点，但还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带回家穿； 他住了高档的宾馆，但却只吃了很一般的食品。 …… 一般而言，假如其中的某些选项被选中的话，按主流理论的逻辑他一定不是基于理性所作出的选择，他完全是出于“一时冲动”或是没有经过权衡和预算所作出的非理性选择，所以这样的行为不是以最大化作为选择依据的。这种解释起实是一个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逻辑，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找到一个外在的实证行为标准来评价哪种选择是基于理性或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用理性来验证最大化。假设一个人声称他是基于“理性”作出选择的，以上的每一种方案一旦被选中，都可以被解释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同样，也不可能用最大化来验证理性，因为我们一样不可能找到一个外在的实证行为标准来评价哪种选择是基于最大化或非最大化的。前面的解释显然是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境地。我们是否应该力图去寻找一种关于理性的实证行为标准？还是应该力图去寻找一种关于最大化的实证行为标准？笔者认为经济的理性和最大化是两个根本无法用实证行为标准来规范的概念，我们只有通过对一个人作出行为选择所基于的心智模式或现实的心理形成机制加以适当的审视和描述，才有可能对理性和最大化进行评价和规范，比如分析其权衡和推理效用的心理过程。 事实上，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三种处于经济学边缘领域而又互相紧密交叉的新兴分支理论是支持这种判断的,它们分别是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和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尽管这些理论分支都把标准模型的异象(anomalies)和不完全性作为自己重点考察的对象，从而对主流理论所极端依赖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它们都把隐藏于经济行为背后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