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视角.doc

从西方至上到以中国为中心——变动中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视角 　作为海外中国学的重要一支，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有其内在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学科方法。由于妇女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海外汉学领域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包括文学、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著述，从20世纪初至今，美国学界对中国妇女的研究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研究模式、主题、方法和视角均有不同。　　20世纪上半期：西方至上的观察心态　　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始自19、20世纪之交，主要是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包括中国杰出女性传记、译著、民俗等各类著述。受美国国内注重妇德、家庭、母亲角色等传统观念影响，传教士着重考察中国女性地位、贞节、婚姻、缠足、教育等方面，如A.C.Safford的《中国典型女子》、Ida?Belle?Lewis的《中国女童教育》、Albert?O’Hara的《由〈列女传〉看早期中国妇女地位》等著述。而当时的汉学家则充当了翻译者和传播者，为后来的汉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中国妇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还表现出译介与研究结合、传统与现实并重的特点，艾思柯（Florence?Wheelock?Ayscough）所著的《中国女性：昨天和今天》就是应中日战争和美国对国家战略利益之需而出现的一部作品，其研究主题与当时的现实政治形势紧密关联。　　在西方工业文明侵袭农业文明的时代，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浸透着西方优越论的腔调，充满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自信，希望“福音的光芒照射这片即将毁灭的大地，让这片沙漠变成上帝的乐园”。这段时期也正值欧洲史学受到进步史观影响之时，历史直线发展的观念成为统治19世纪历史哲学的主流思想，这种进步主义的思想与书写模式遍布在传教士妇女史学家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和研究中。尽管传教士们对中国妇女的态度友好，也有对杰出女性的欣赏之情的表达，但总体说来他们多关注中国下层社会女性，其中国妇女观是消极、负面的，尤其表现在对中国缠足、溺婴、男尊女卑等现象的鄙视性描述中。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传统妇女呈现出了静止、不反抗、绝对“受害者”的形象。　　20世纪60年代起：受激进女权主义思潮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女性主义、社会运动及学界新左派激进思潮影响，以男性中心观为基础的妇女研究备受抨击，此时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呈现出激进的特点，颇具女性主义精神的“她史”成为中国妇女研究的主要范式，注重探索妇女与政治、家庭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　　激进女性主义者从自身立场出发，以“姐妹”的同胞情关注中国妇女，十分关切其权利、地位及向父权制的抗争，她们在中国妇女研究中建立了“压迫—反抗”的叙述模式，这表现在记者的中国妇女考察、女性主义学者的父权制家庭研究以及对妇女与社会政治运动等方面的探讨中。卢蕙馨的《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一书提出母方家庭（Uterine?Family，又译作“子宫家庭”）概念，即体现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妇女在父权制体制内抗争的感知。以往有观点认为该书是美国中国妇女研究中“妇女并非受害者”论调的最初著作，但它实际上承认了台湾农村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卢蕙馨提出的“母方家庭”是在妇女受父权制压迫的前提下为保障自身权利而采取的反抗策略。　　激进的妇女运动也使美国学者尤为关注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大量主题为“中国妇女与革命”的著述在美国社会广泛流传。“压迫—解放”模式也在该类著作中有进一步体现。卢蕙馨和罗克珊·维特克主编的《中国社会妇女》即是代表作，反映出中国妇女在社会运动、家庭结构、性别关系、情感心理中遭受的深层压迫与反抗。　　总之，该段时期学界集中于对20世纪中后期中国妇女的研究，研究主题多为妇女地位、缠足、活动空间，塑造出中国妇女受压迫、求反抗的典型形象。其中，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立场多出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设想，而不是对中国妇女历史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从中国发现妇女史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美国学者提供了贴近研究对象的机遇，美国国内激进的女权思潮退却，原先受其强烈震撼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入反思阶段，作品逐渐增多，并呈现出相对理性和务实的探索。此时出现了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研究，而该时段的另一个新动向则是中国妇女史研究出现了以“中国中心”为导向的研究视角，学者开始超越西方中心观，“从中国发现妇女史”；并首次以“社会性别”为主题，探讨中国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社会性别。诚然，此时期仍不乏对妇女与革命问题的专著，但这些已不能代表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而新的研究视角则对此后中国妇女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Richard?W.?Guisso和Stanley?Johannesen主编的《中国妇女：当前史学研究的新动向》是新型研究模式的代表，研究涉及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