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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应当如何评价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刘海峰 　　 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科举制废止整整100年后的今天，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而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全面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1　“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