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供参习.docVIP

“君子笃恭而天下平①质疑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看我国文人的封建意识 林永蔚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这部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它绘声绘色地反映了汉晋之交近百年中三国鼎立的史实。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对刘备形象的刻画，深刻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封建知识分子对“圣君贤相”的向往渴求和顶礼膜拜。作者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衣钵，企盼拥“仁”、尚“礼”的“笃恭”之主，这不仅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封建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表现了他们在“济世安邦”的宏大理想里极为缺少的自主意识。 在经典作品的研究中，正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疽痈，这对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不无裨益的。 一，底气不足的我国历代封建文人 自战国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里，改朝换代的君主均为流氓无赖，奸滑狂狷，残忍无行之徒。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缺乏改造社会的自信心。他①要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但又不能自立门户，往往需要依附于某个政治实体，自2去充当别人的工具，在听命于统治权威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怀着侥幸去实现自已的人生价值。就拿对我国封建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儒家“至圣先师”孔丘来说。他“吾少也贱”②，但通过“学而不厌”由“不惑”而“知天命”，可谓“恭宽信敏惠”五美俱全。然而他于社会改革又有何补?孔夫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希望“举逸民，继绝世”，推行其恢复周礼，以仁治国的政治理想。然而他的一套却终不为诸候所用。“逝者如斯夫”⑧，他只好灰溜溜地退而讲学。孔丘在世时是万万没有想到他那一套“克已复礼”的观念会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主流。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自从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之后，一直仅是一个社会的中介体。他们一心立志要为“王者师”，历代就以“太子太保”为无上荣耀的官衔。因为这个职务最能对政事施加影响，可把未来的君主培养成自己的代理人。然而，社会秩序最后不能不籍于“王权”，事实表明，除了指鹿为马时期的傀儡皇帝，君主还是居于“最高”，于是，士人就只有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仅起一个对社会矛盾的调节缓冲作用。纵观历代治世之君，最是忌讳“朋党”，只允许臣下纵向地直接效忠于皇权，不准横向联络，臣子间的互相串连无论何事均可获罪。所以，中国历代文臣武将，一般说来“没有团体，只有朋友”④他们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一统下，只有人格志趣的求同，一般没有政治上的合力。一盘散沙于政治无补，一旦互相间稍有勾连，便会召来杀身之祸。这种情况上世纪亦未改变，那些被冠以“集团”而被贬黜者，莫不如是。 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格局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卫”。君主如北斗，臣下只是其周围的颗颗寒星，其作用只能是拱卫“明星”。这样，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就只有企盼至高无上的皇上“为政以德”了。说我国历代文人底气不足，就是因为在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指导下，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只有企盼“明君”、“仁厚之君”、“圣明之主“，除了这种卖身的依附，那就只好隐居深山，终老林下了。 盂德斯鸠所著的《法意》中说，“——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的确，由亲及君，由孝及忠者可以事君，悌者可以事长，慈者可以使众。为政则在乎“如保赤子”，士人不间断地向这个目标上下功夫，企盼“圣主”的降世，渴望“救星”下凡。 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思想主流有了上述的局限，必然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打上了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烙印。在我国杰出的古典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形象的塑造特别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 二、《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总体评价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之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述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晋代史学家陈寿著有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又增补了许多史料。三国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宋元时期，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了讲台(评书)和舞台(杂剧)，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已成为说书人的底本。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平话和戏曲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⑤而写作成书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作者是罗贯中。可惜的是，罗氏生平不见史传，仅在一些笔记体书中略有所知，其“忘年交”贾仲明言其“不知其所终”，可见其一生境遇亦属落拓。明代弘治甲寅序(公元1494年)，嘉庆壬午(公元1522年)刊印的刻本为现有最早的原著，但这个本子是否“完壁”，现已无从考证。后来刊本越来越多，至清代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假托“古本”对《演义》又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