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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那些门槛”：公共图书馆的杭州样本 50岁的褚树青，担任杭州图书馆馆长已经13年。因一则题为“杭州图书馆10年不拒乞丐，唯一要求是洗手”的微博，褚树青对前来向他投诉的读者所说的那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褚和他所在的杭州图书馆再次被置于镁光灯下。 此前的2011年，这个故事也曾在网络中广为流传，长期默默无闻的褚树青和图书馆工作走入公众视线。 “是真尴尬，这几天不断有不少同行问我，‘褚馆长，你们怎么又在炒作啊？’我也想不通，只好笑笑。同行们也有压力，他们问我，‘你们这么做了，让我们怎么办？’ 过去，图书馆都会和电影院或者音乐厅一样，明确衣衫不整、着拖鞋以及背心者不能进入。目前，仍有一些图书馆门口赫然告示：“衣冠不整，谢绝入内！” 欢呼和褒奖中也夹杂着些许反对声，反对声部分来自图书馆业内，有人甚至在网络中责问，他为什么不到前台来接待乞丐？ 多年以来，褚树青所在的杭州图书馆一直实践着“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拆掉了图书馆对衣冠不整者设置的门槛，拆掉了图书馆城乡区域不能互通的门槛，拆掉了借书需要押金的门槛，拆掉了传统图书馆典藏阅的门槛，也正在拆掉“图书馆是一个管理机构”这一认识的门槛。 图书馆的标准化有问题 褚树青说话温柔、条理清晰。他是个“陈旧人物”，用着一款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不喜欢泡在网上，也尚未开通微博。 1981年高考结束后，树青被分配到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古籍部的工作主要是对古籍文献整理、版本及金石拓片鉴定。 当时，全国正掀起一个整理古籍高潮，对古书、碑帖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仔细鉴定，对已经霉烂虫蛀的线装书也要“修旧如旧”，很多人都不愿意干。在一天天的接触中，擅长文史的树青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职业。 “很幸运，古籍部十多个博学的老先生成了我的导师，专家们倾其所有向我传授古籍知识。”褚树青说。 不过，褚树青并非完全听话的徒弟，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刚入行时，图书馆有许多条条框框的分类法，比如陈毅、贺龙的书要放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书架上。我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书不能放在‘军事家’架上，不能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书架上。” 师傅回答不上来，只能以一句“我们就是按这个标准放的”搪塞。“我喜欢问个为什么，老辈人答不上来，这就促使我思考图书馆的标准化是有问题的。”褚树青说。 “什么叫古籍？按照当时的规范，线装书算是古籍，但上世纪70年代，曾出版过线装版的《毛主席诗集》，按这个标准，《毛主席诗集》就变成古籍了，这显然不科学。”褚树青说，“什么叫图书馆？简单说，是把书怎么放进去，再怎么拿出来。这就是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但是过去的标准不是那么严密的，就出现了很多死书。” 1998年，褚树青就任杭图业务副馆长。当时的杭图，馆藏图书才80万册，每年购书款仅100万元。其时，国内图书馆业大多热衷搞经营，图书馆大部分场地用于出租赚钱，利用馆藏这种公共资源来获取收入。 以杭图为例，当时杭图向读者开放的面积仅500平方米，看书要办各种证，借书证、阅览证、研究证、快借证、重点读者证—办这些证都是要收费的。在文化部1999年做的图书馆业务考评中，杭图在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 温和的变革之路 2000年，时年37岁的褚树青通过公开竞聘，成为杭州图书馆馆长。上任之后，他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将出租的场地收回，开放面积从500平方米增加到1300多平方米。 接着，他推出一项改革：14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军人办证免费，家庭困难读者免交押金。此举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随后两年，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借阅是否应该收费。支持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变与不变，是观念问题。过去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的职责是把书管理好，不要破损，不要丢失，认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保存文献，传承地方文化。”褚树青认为，图书馆为了管理，设立了许多读者规范，虽然把读者管理了，但为所有人群服务这种最大程度开放的服务没有了，“所以上个世纪末，很多人情愿到书店而不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清规戒律太多。” 在冲破了上述争议之后，杭州图书馆开始了免费开放的道路。2003年，杭州图书馆决定对所有读者开放。“公共图书馆其实和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一样，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读者只需要遵守杭州市市民准则就可以了，我们又何必去制定多余的规则。” 此时的褚树青还在思考拆掉另一个“门槛”—城乡区域一体化。我国的图书馆数量众多，学校、单位、企业都自办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后，企业图书馆逐渐消失，学校图书室也已萎缩，加上图书馆为创收向读者收费，图书馆功能被严重削弱。当时，杭州的区县图书馆一年的购书经费多的一年10万元，低的只有四五万元，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在这个背景下，褚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