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报刊《小孩月报》语言与受众研究述略.docVIP

传教士报刊《小孩月报》语言与受众研究述略 　　内容摘要：《小孩月报》作为晚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传教士报刊，以其代表性的语言风格和开创性的受众定位于报刊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对晚清最后三十年的报刊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旨在梳理研究界已有关于《小孩月报》的专题研究，结合晚清报刊小说、传教士活动及现代性转型等相关研究成果，管窥目前学界对于《小孩月报》影响下晚清报刊小说语言与受众的研究情况。 　　关键词：《小孩月报》 欧化白话 儿童 　　自费正清上世纪中后期提出传教士研究后，研究界有关传教士话题的声音渐起。而在有关传教士的研究中，又以晚清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新教传教士关系的相关研究最盛。诚如费氏所言，“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的，却是最有意义的。”[1]故本文选择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小孩月报》作为考察对象，尝试探究新教传教士报刊在十九世纪后期对晚清小说产生的影响。 　　当下的新教传教士报刊研究主要从语言和受众角度谈论晚清小说的现代化转型。译介语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从具体报刊或传教士单行本小说出发，对传教士翻译语言或创作语言进行考察，并取得相当成就，如《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白鸽，2013）、《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15-1907）》（尹延安，2013）；在传播受众方面，费正清曾给传教士研究者提出三个有关受众的问题――“谁接受了传教士传布的内容？传教士译著的读者范围，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究竟有多大？读者的类型在那些年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2]从中我们可以初识传教士研究的疑点和难点所在。 　　基于此，本文针对《小孩月报》影响下的文学语言与受众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以期窥见新教传教士报刊文学现代化影响研究之缩影。 　　一.《小孩月报》与范约翰的本体研究 　　关于《小孩月报》报刊本体研究集中在其办报始末考（办报时间、地点、版本、组织者等）[3]、报纸的装帧、报纸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其中有关主要办报人范约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范约翰的生平经历以及范约翰的两篇重要历史文献――《论报刊》和《中文报刊目录》上。 　　对《小孩月报》较早进行考察和记录的著作主要有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它对创刊时间和地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论述十分简短（仅五行文字，介绍报名、办报人、办报时间等），将报纸开办时间定为1875年（由范约翰创办），未提到改名为《月报》，只说民国四年改为《开风报》[4]。随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著录了《小孩月报》的基本信息和考证结果。[5]但上述论者显然没有引用后来发现的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6]，其关于《小孩月报》的著录信息也比较简陋，皆未涉及《小孩月报》改名《月报》一事，对于其初创地的看法也多认为是范约翰从福州《小孩月报》处接手，对《月报》改名后《开风报》的时间尚未定论。 　　在参考范约翰所做的《中文报刊目录》（该目录由范约翰在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发表，详细记录了当时报刊杂志的发行情况）后，《史料考辨及特色探析》（郭舒然、吴潮，2010）、《范约翰与他的（1876――1881）研究》（李嘉玮，2011）发表了新的观点[7]，《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中也有相应章节的观点与这两篇论文遥相呼应[8]――同时期出现了三份同名刊物，即1874年福建的普洛姆夫人、胡巴尔夫人主办的“榕版”《小孩月报》（Child’s News），1874年嘉约翰广州主编的“穗版”《小孩月报》（Child’s Paper），以及1875年范约翰在上海的“沪版”《小孩月报》（Child’s Paper）。先前的研究者认为范约翰之《小孩月报》是从福建接手，而后者在看到范约翰的原始一手资料后，所见其详细注明是从广州嘉约翰处接手，并通过对报刊英文名称、文本语言内容以及范约翰夫人的回忆录的考察后综合得出结论，较为可信。故本文兼采其说，亦认为《小孩月报》首先由嘉约翰在广州开办，后转交至好友范约翰处，在上海采用官话办报。据《中文报刊目录》所统计，该报自此1875年至1881年，有较好反响，发行量至每月4500册，为商业性质非宗教传教士刊物。 　　关于《月报》和《开风报》的更名时间，研究界也有不同意见――胡国祥在《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中指出《小孩月报》于1891年改名为《月报》，1913年改名为《开风报》，但未见其引用的原始资料。笔者亲访上海图书馆，见其仍录有1881年份《月报》，可知胡氏之说应不可信。此外，上海图书馆所存1881年《月报》与《小孩月报》从创刊至1881年的刊物板式相近，均有上海清心书院发行标志，故可初步得出1881年后即改名为《月报》的结论。关于《开风报》与《月报》孰先孰后的关系，当是《小孩月报》先更名为《月报》，再更名为《开风报》。关于《开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