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docVIP

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 ——再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 　　人们最初认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往往是从看到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的缺陷开始的，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所有制基础变革的必要性就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被提了出来。 　　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啮合故障与失衡 　　在1984年末我国的总需求膨胀中，消费膨胀是重要的前导。消费基金膨胀对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增长起了加速作用。这种情况的产生与运行机制转变后的财产关系的模糊有直接联系。以国营企业为内涵的国家所有制原来是与统收统支的集中体制严格配套的，现在要它与市场机制“啮合”必然产生许多摩擦。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的短缺，除了僵硬的价格制度之外，确实还有所有制关系方面更深刻的原因。 　　所有制问题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被尖锐地提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幸运。所有制问题，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基础的构造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首先总结经济运行的诸多侧面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他概括问题的角度过于一般，所以没有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之所以在各方面的预算约束软化，其基础是财产关系的软约束，即社会主义企业作为个别企业来看，其财产和利益边界的不确定性。因此，从财产关系入手，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组织，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基本任务。 　　传统体制下典型的情况是：有的企业上缴的利润已相当于其自身资产的几十倍，但生产条件仍然落后；有的企业的亏损相当于赔了若干个厂子，依然混得挺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时七年之后，企业资产盈利与其实际留利仍然较少联系。 　　应当肯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运行机制转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经济系统的运行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但由于财产关系在总体上依然故我，本来不均衡的经济货币化过程在发展中日趋倾斜。覆盖面很宽且发展迅速的商品市场和无偿、无价的资金要素构成极不协调的运动：经济活动的市场约束（产出约束）趋向硬化，预算约束（投入约束）还极为软弱；企业开始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但反应的内容却往往是非经济或低效率的；社会的产业结构可以在短期内作出迅速调整，但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结构却难以在长期趋势上达到优化和平衡。企业挖潜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能力较低，对宏观调节信号反应微弱或相反，使宏观调节困难。显然，急剧转轨的经济运行模式与变化很少的所有制基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 　　几个方向上的改革尝试 　　一种变革所有制关系，改善微观经济行为的重要方法是推动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混合发展，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但是初步实践表明，在国有经济关系本身还没有变革、国有企业还缺乏活力之前，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其他经济成份的经营者轻易取得丰厚的利润，造成社会收入的悬殊和人心动荡；在国有经济内部则往往成为化公为私、消费膨胀的缺口。某些国营企业实行租赁或职工入股试点时，在收入分配上竟把企业的国有资金排斥在分红之外。国有资金=无偿资金，年深日久，相沿成习，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另一个似乎能够避免较大改革的变通办法是资金付费。一般认为它可以排除企业资金装备水平的差异，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过由于我国各地、各行业以至各企业资金利润率高低极为悬殊，资金付费终未普遍实行。在这仿佛偶然的因素背后，掩盖着一个商品经济中深刻的机理：企业资产作为整体，它的价值或价格不是由其最初投入量决定，而是由其现实生产率即利润率决定，后者决定了其重置价格。这就是现代商品经济中通过企业股票价格的波动和转手每天都在发生的资产评估过程。这种资产价格背离资产原值（或净值）的运动，在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投资环境迥异的独特的环境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得我国的实际资产结构与投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偏移。表现在即使剔除区域差异成本以后，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和西部若干交通方便的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资产仍有相当大的升值，而西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三线企业资产大幅度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家按资产原值或净值付费，当然就会碰壁。 　　因此，资金付费的根本缺陷就是它完全混淆了投资决策者和资产使用者的责任与权益，实际上是要求企业无条件地承担国家投资决策的全部风险，这样仍然是把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从娘胎里带出来了。付费只是以新的苦乐不均代替旧的苦乐不均。 　　重新构造微观基础——农村改革的启示 　　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严格地说，承包的不是产量，而是土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出现了土地的转承包。因此它是土地承包或经营的责任制。土地承包的第一步是在生产队范围内对土地肥瘦、远近等进行综合评估，以此来确定承包的产量。土地承包最初也出现了掠夺肥力的短期行为，后来延长了土地承包期，绝对地租归公，级差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