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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汉赋发展脉络。　　两条线索：一是“辞”或“骚”体类作品时时出现，延续不断；二是赋体文学的兴起、发达和演变。　　汉赋溯源。　　赋是一种特殊文体，是诗、文的综合体。《诗经》、楚辞、先秦散文都是孕育赋的源泉。特别是后二者，它们抒情、说理、比物连类、夸饰铺排的表现特色，往往设为主客辩难的体式，都成为汉赋模式化的表现特征。“赋”作为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赋篇》。 赋体，辞赋学名词。赋体是指辞赋的体制或体裁，对于辞赋的创作有其相应的创作规范。辞赋体裁不同，风格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根据辞赋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不同，辞赋的体裁被分为若干种。 赋体的变化是随着辞赋的发展史而产生和演变的。屈原的作品《离骚》开启辞赋史的源流，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和演化，已形成了骚体赋、汉大赋、骈体赋、骈文律赋、白话赋等不同的发展时期，辞赋随着体裁的变化而形成了多种风格和多种流派。学者将赋体分为四种： 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 古赋包括战国末期荀子的《14赋篇》和汉赋。荀子《赋篇》分别写了礼、知、云、蚕、箴等5种事物，以韵散相间和问答体的结构方式 ，“ 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汉赋渊源于荀子《赋篇》，并在文学体制上接受了楚辞和战国恣肆文风的影响。汉赋又包括汉初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为代表的骚体抒情赋；西汉前期至东汉中期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散体大赋；东汉后期以赵壹《刺世疾邪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其中，汉代散体大赋是为正宗。 俳赋，赋体的一类。即骈赋。以句尾有韵脚而别于骈文。“俳”的本义是游戏。宋代称对句为“俳语”，因称注重对仗的赋为“俳赋”。“骈”即对偶的意思，所以又称之“骈赋”。俳赋，魏晋体制未严。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未讲四声八病。如曹植的《洛神赋》基本上顺语势作流水对,有三言句、六言句及骚体句。而西晋陆机的《文赋》以六言句为主，两句对联，体制已趋严整，但句式不避参差。 俳赋，南朝体制特点是，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声律；渐趋四六，渐近律赋。如庾信的《小园赋》，除连接转折的虚词外，句子字数虽有参差，但基本为四六节奏，两句一典，隔句对仗，犹如对联串缀成文。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欠备。所以程杲说：“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识孙梅（四六丛话）》 文赋的产生和古文运动密切相关，古文家们的创作理论如句式取其自然、好用议论、注重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