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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因技术专利保护的现状及其伦理争论 　　科学技术从来就不限于纯粹的科学领域，历史上的每一项重大科学技术的诞生及其成果利用无不冲击着现实社会旧有的观念和规则。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项科学技术像基因技术这样对人类社会既存的伦理观念与准则提出了如此广泛、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从转基因动植物、胚胎干细胞、克隆人到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基因修饰，纷纷要求社会伦理道德给予正确的价值评判，继而要求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法律相应做出调整，以此规范个人行为、社会活动以及基因技术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专利法作为直接调整保护科技成果及其利用的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也要回答这些冲击和挑战。 　　为方便说明，笔者将基因技术领域的专利保护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转基因动物和植物品种专利保护；（2）转基因微生物及基因遗传物质专利保护；（3）基因诊疗方法专利保护；（4）获得生物体或生物组织的基因工程学方法专利保护；（5）其他相关基因技术专利保护，如基因产品及其用途专利、基因提纯制备方法专利等等。[1] 　　1.关于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的专利保护 　　我国《专利法》第25条第4项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即是说，无论是采用传统生物学方法繁殖的动植物新品种，还是利用现代基因DNA重组技术获得的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目前在我国均不给予专利保护。不过根据该条第2款的规定，动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作为例外，仍可授予专利权。另外，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须加注意，尽管不可给其授予专利权，但根据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我国1999年加入的《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UPOVC）1978年文本，在我国，符合条件的植物新品种可以获得类似“专利权”的植物专门立法保护，这也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内重要的TRIPS协议并行不悖。[2]但是，这种植物新品种的独立保护的模式使得对动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相对落后，后者既被排斥在专利保护之外，又无像UPOVC之类的公约给予特别保护，而这种区别对待在法律上并无什么理由。 　　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对动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的规定更多地是从避免增加农民的额外负担、提供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水平角度出发，而并没有产生如国外那般激烈的、尤其是针对动物是否会因此受虐待的伦理争论。毫无疑问，这与各国社会风俗、历史传统密切相关。伦理准则本身就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没必要、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2.关于转基因微生物及基因遗传物质的专利保护 　　1993年我国专利法首次修正后，化学物质被正式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尽管我国专利法对微生物一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5条和“专利审查指南”第2部分第10章的相关规定，微生物作为“生物材料”的一种属于可授予专利的主题。当然转基因微生物因而也可以得到专利保护。 　　对基因遗传物质的专利保护在我国则较为复杂，也是近年产业界和理论界研究、争论的热点。实际上我国专利立法已为基因遗传物质打开了保护通道。就像微生物一样，“遗传物质如基因、DNA、RNA和染色体等，都属于生物化学物质，因而也可以像其他化学物质一样被授予专利。”[3]实践中，全国基因专利申请已达数千件，仅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公司截止2001年3月就已申请了近3700项基因专利；但至今国家专利局尚未授予一例专利权。目前行政主管机关对授予基因专利存在三大顾虑，其中在伦理层面存在着“对人体基因授予专利是不道德的”的反面意见。[4]异议人士认为，对人体基因申请专利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隶主义，相当于将人类的人身作为了权利人赚钱的工具，侵犯了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纯属误解，基因本身并不是物质生命，基因专利不同于如胚胎、克隆人似的“生命专利”，对其授予专利是在他人自愿捐献的基础上克隆人体基因，以后无限制地用来造福人类，而不会影响个体的自决权，不会造成人身控制。 　　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在即，面临着国际间愈演愈烈的基因专利抢夺战；同时98年下半年最初提出基因专利申请的一些企业已经提出了实质审查要求，三年的实审期即将届满，目前专利局加快了这一领域的政策准备工作，在对欧美国家进行考察之后，我国的立场已经日益明确化，如倾向于对具备明确功能、可实现产业应用的cDNA，在申请产品专利的同时授予序列本身专利权，而任何只是简单提纯、分离所得的基因序列将被排除出专利主题范围，同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基因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实质审查标准的制定上。不过对基因专利的最终态度和具体审查标准仍有待于新的《审查指南》出台后方能明朗。等待的时间将不会太长。 　　3.关于基因诊疗方法的专利保护 　　我国《专利法》第25条第3项规定，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因此，包括利用基因技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