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La.doc

《文学批评》（La Critique littéraire） 孔　潜 Jér?me ROGER,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sous la direction de Daniel Bergez, Armand Colin, 2005. 米兰·昆德拉说过，没有文学批评，作品将很快被遗忘。吉罗姆·罗杰（Jér?me Roger）以这句话作为《文学批评》（La Critique littéraire）一书引言的开头，强调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引言中作者还交待了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批评方法的清单，也不是全貌，而是作为个人进一步深入阅读的导引。 全书主体分为六章。第一章概述了前人的“遗产”，梳理了文献学（philologie）和阐释学（herméneutique）这两大相交织又相对抗的传统；第二章论述“规范性批评”（critique normative）；第三章论述从19世纪起，文学批评不再自给自足，而是从其他科学的认识论中汲取营养；第四章重点论述当代文学批评流派，如“日内瓦学派”和主题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的文学批评及社会学批评；第五章阐述语言学理论发展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启示；第六章思考了20世纪作家的“随笔批评”所扮演的角色。 一、历史遗产 西方文学批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词典中，批评（kritikos）这个形容词指立法者、医生或哲学家具备思考和辨别的能力。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首次将虚构作品置于精神的评判之下。他的《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悲剧的功用，情节的组合，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一篇高质量、较为完整的论诗和关于如何写诗及进行诗评的专著，《诗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它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太高的（陈中梅语）。但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批评”概念并非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文学批评。后世对亚氏的继承，有保罗·利科（Paul Ric?ur），利科认为“虚构作品使得人类世界更适宜居住，更易于理解，尽管所有理解都是有限的”，还有钱拉·热内特（Gérard Genette）在《诗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共相诗学（poétique des universaux）。 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作品的“伦理”和“美学评价”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亚氏之后却很快失落了。后世只偏重对作品美学价值的评估，于是文学批评倾向于一种“规范性的批评”。文学批评与诗学自拉丁时代起的分野导致了对语言的思考和对作品的判断这两者之间持久的分离，使得批评活动仅限于在“批评”一词的古典意义上，挑出作品的瑕疵或闪光点。 文献学是语法学的姐妹学科，也是作品编注工作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人们选出一些作家奉为“经典”。夏尔·贝娄（Charles Perrault）将一些他那个时代的一些作家列入“经典”，引发了17世纪末法国文坛的一场“古今之争”。这些批评方法源自两个相互对抗的传统：修辞学传统和文献学传统。前者研究文学的总体范畴，包括类型、叙述技巧、风格修辞和结构等；后者采取历史的眼光侧重文本的细节、个体的特性。19世纪出现了由比较语法和历史学方法而来的“新文献学”。和注重从总体上决定文学作品性质的修辞学家不同，文献学家通过作品特殊的产生条件（传记和文化上的）来解释作品。 无论如何，文献学的方法还是逐渐让位于自古代便开始崭露头角的阐释学方法。后者从服务于神学的附属地位，上升为真正的思维方式。后世继承并发扬的阐释学的方法，出现了主题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社会批评等解释学派。20世纪60年代，“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大行其道。德国的文献学阐释学派，如施莱尔马赫（1768-1834）等人的理论也得到继承。这些都是阐释批评的复兴。 “阐释循环”的批评方法尽管成果丰硕，仍遭到质疑，主要有四个方面： 它假定近乎“预见性”（divinatoire）的方案阐释所有作品； 它假定作品为一和谐的整体，而现代的文学文本有时质疑这一和谐的存在； 它将阅读视作主体和客体的融合； 它假定作者“意图”的存在。 当代阐释批评自以为回到文本本身，却近乎悖论地扩大了作者的版图，出现了诸如现象学的意识和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等。 欧洲文学批评总是得益于德国的文献学传统，主要有两位杰出代表：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 “文献学”一词在德文和意大利文中的涵义比法文要宽广，它宣布了一种乌托邦的构想：通过了解人类集体文化的发展来了解人类。因而“文献学”牵涉博学者、语法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等；文学甚至成了文明的等价物，而文学批评（或“文献学”）成了最好的解释者。“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