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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农村田会制度与土地流转 　　摘 要？演明清时期中国农村已经存在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田会制度。在田会制度下，集体土地是可以流转的。而在土地流转中，最具特色的制度设计，就是其中的赎回机制，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演田会，赎回机制，法定抵押 　　中图分类号？演K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30-04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上的许多变革与创新也往往来自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明清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出田会这样一种新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类型。对此，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学术界至今仍少有研究。事实上，对田会制度的历史考察，不仅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面临的农村土地制度深层次改革议题――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条件下如何实现土地流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土地制度史上，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形态的田会模式开始显山露水。这个发现是基于通过对不同批次不同地域的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其中一份文献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浙江绍兴嵊县长乐太平村农会调解田会纠纷的协议，这表明农村田会的活动一直延续至新中国土改时期。 　　根据笔者掌握的原始民间契约文献，以及学者们提供的相关史料线索，至少在清末的南方地区，田会模式已经相当普遍地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形态为农民所接受。其中，江西乐安的流坑存在着不同于公益会社的经济性的田会活动。①而安徽徽州会田买卖的契约，则表明会员对于自己的土地权益拥有处分权。②在浙江奉化的应家棚，也有许多会田活动的记录。③同时学术界同仁也注意到，在清代台湾开发史上也有类似大陆田会的组织形式，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苗栗头份福建林氏移民组织头份林洪公尝睦创堂，与温、吴、黄、罗五姓共同出资承包开发属于闽人林俊的垦地，建立了一个17.5股的土地投资基金。有学者指出那些同宗族或跨宗族的经济组织，“表面上是以祭祀祖先为目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土地投资团体，也是透过宗亲的关系聚集劳力与资本，积极从事垦辟工作”。④英人科大卫在研究华南农村产权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时，也提到“从明朝开始，在以神明名义拥有庙产的情况下，庙产形成时确定户份，以后财产继承原则决定各户内对户份的控制”。⑤无疑科大卫所说的庙产就是会田。会田就是田会所拥有的田地，田会的土地称为会田，不过祀户会的土地也称会田，但祀户会是家族内部的财产。庙产所有权属于寺庙，不属于农民，谈不上继承。 　　宁波江北古真艺术馆收藏的清代奉化应家棚《古盆庙会规则》告诉我们，古代人们比较喜欢使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名称来命名田会。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宗教是最好的维系不同家族农民团结与利益的平台，在神明见证下，可以化解很多矛盾与利益纠纷。其次，在农民认知与文化谱系中，土地的产出与神明的保佑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基于传统文化结构与普遍认知，以神明的名义可以巩固来自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持田会的正常运作，减少纠纷，也可以借助神明保佑风调雨顺，增加土地产量。最后，以神明的名义，看起来更像宗教组织，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笔者收藏的一份清代浙江嵊县三十八都茶田会的《户规》，记录了该田会的税额，比较与普通农户的户规，税收上有一半的优惠。而奉化应家棚的古盆庙会规则，也说明古盆庙会根本不是庙产，而是会田。① 　　首先，田会是一个古代法意义上的法人组织。除有慈溪赐福财神会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税凭条可以佐证外，同时，笔者搜集的一份清代浙江嵊县三十八都二图六人茶田会的同治四年（1865年）《户规》实物文献，其中注明，该会拥有“一田：一亩六分七厘五毛（毫），共征银一两三分九厘四毛（毫）”。②户规是官府颁发给农民的土地税则定额。这些文献表明田会拥有的土地资产，采用的是从量计征，不是从价计征，属于农业税性质。 　　其次，田会属于古代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田会作为法人，是土地的法定所有权人，会员只是田会的股东，拥有其中的股份，而不直接拥有土地。很多会员对会田的买卖、转让、抵押等处分的文献，都清楚写明土地数量、拥有股份、轮值周期（几年一轮）等内容。因此，毫无疑问，其土地归会员集体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会员处分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自己所拥有的权益，相当于一种间接土地所有权。有些会前后延续了100多年，如上虞八友会。而奉化应家棚古盆庙会也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建立，到光绪六年（1880年）还在活动。其中有名蔡增福者拥有不同的二份权益，一份是一股，另一份是半股，与另一人共同拥有一股。可见蔡氏不是原始会员，系在中途转让而来。他自己也不耕种，而是出租会田。 　　其三，田会是一种经济组织，属于农村古代原始土地投资基金。田会由不同姓氏的村民组成，当然在由同一姓氏组成的村庄，其成员均为同一姓氏。如嵊县三十八图的茶田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