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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对投保人的法律保护 　　保险合同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附合合同，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消费者合同。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作为消费者，尽管在法律上与经营者地位平等，但实际上消费者通常处于弱势;在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中，投保人又是处于被动、受支配的地位。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借助国家的权力对这一特殊的消费关系进行适度干预，通过国家对投保人的特殊保护，矫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人与投保人的不平等。作者试图从保险合同的不同外延既是附合合同又是消费者合同这两个角度讨论投保人的法律保护。当然，本文所指的保险为商业保险。 　　一、 投保人处于弱势 　　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附合合同，当然也不排除少量议商合同的存在。附合合同的特点是：由一方当事人在交易之前确定合同的全不条歀并予以印刷;另一方当事人在交易时只能回答是否承诺，而不能讨价还价提出任何反要约，对于附合合同，德国称之为“一般合同条款”或“一般交易条款”，日本称“普通条款”。保险合同属于附合合同，这固然与保险业的特殊性有关，然而，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保险业的需要。近代以来，保险事业发展很快，在保险业务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国家里，每年发出的保险单何止数千万件，手续不得不力求迅速，尤其其中的若干简易保险，常用自动的机械处理，不须人手。随着保险事业的迅速发展，保险合同逐渐出现了定型化、标准化的趋势，为适应需要，目前各国通常的作法是，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即主要条款由保险人或者保险的团体或者政府主管机关所决定;保险人根据本身承保的能力，确保承保的基本条件，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一般来说，一个普通的投保人只能作“取与舍”的决定，是无法提出自己所要的保单，或者修改保单内的某一条款的，即使出现有需要变更保单内容的必要，也通常只能采取保险人事先准备的附加条款或附属保单。附合合同的出现和推广，的确简化了交易程序，节省了交易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符合商品经济对效率的追求。但是，附合合同在商事领域中的大肆泛滥，造成了强者对弱者的侵害，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极大不平衡，冲击了私法三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传统契约自由原则主要体现为四方面的自由，即一是决定订约与否的自由，二是寻找合同相对人的自由，三是协商合同内容的自由，四是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在附合合同中，契约自由只剩下一种同意与拒绝订约的自由，其他三种自由已经名存实亡。 　　但是，对于附合合同的批判不应针对其形式，而应当针对其不公正的内容。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经济地位及交涉能力有很大差别，投保人处于附从的地位，对于保险人提出的交易条件只能概括地做出接受或拒绝的意思表示，几乎没有交涉的机会。面对表现出色人发出的要约，处于弱势的投保人应当有权利完全了解要约的内容，并知晓其中条款对己的利弊，从而才做出利于自己的决定，而且，法律也应当给予投保人相应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双方对保险合同质疑时，法院一般习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以保护其利益，各国也纷纷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如德国1976年的《一般合同条款法》，英国1977年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瑞典1971年的《不当合同条款法》等。无论法律采取何种规定方法，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了达到预防的目的，即保护在合同关系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 　　二、投保人是消费者 　　大多数保险合同是一种消费者合同，适用于消费者保护法。所谓消费者合同，就是指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的目的，与生产经营者之间产品或服务而订立的合同。在保险合同中，广大投保人是消费者，消费者的概念至今尚无定论，但较为趋向的看法是： 消费者是“经济上的弱者”，即个人生活消费者。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消费者是不是区别于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而言的，它包括购买、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人。《牛津法律大词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取得和使用各类物品和服务的个人。我国国家标准局198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消费者使用说明总则》也明确规定：“消费者——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综上分析，保险合同中的家庭财产保险合同与人生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保险人是生产经营者。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为保险公司，是营利性大企业法人，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表现为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保险商品性的现实表现是保险人提供的风险保障这一系统服务，其价值是由提供这一服务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和蕴含于特定风险组合，由大数法则测定的组合之可能损失来确定的，而其使用价值对保户来说，就是使其在百忙之中保险标的上的利益获得保险保障，从而转嫁风险。从世界立法发展趋势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民法由个人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发达国家对若干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传统合同制度加以修正，使之具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