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措施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docx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措施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摘 要：本文从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历史回顾入手，通过生态补偿案例实证分析，研究了森林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流域的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区域生态补偿、其他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与实施，针对我国生态补偿实施中存在补偿主体范围狭窄，补偿对象确定方式不合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不科学，补偿对象的利益平衡难以保证的问题，提出加强制度建设，生态补偿软环境建设对策。关键词：中国；生态补偿；问题；对策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健全覆盖利益相关者的生态与环境保护激励约束机制，全方位多层次构建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框架对于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生态补偿及其理论基础生态补偿的概念自然资源学家E．F．Cook（1979年）提出自然资源价值，指出自然资源的开发是有限的、不可逆的，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以一定的经济代价作为补偿，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提出用补偿的思想解决自然资源价值问题[1]。而对于生态补偿，国内外至今未见明确的定义。国际上对生态补偿的概念使用较少，比较通用的是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PES：payments for ecological Services)。Wunder[2]（2005年）提出，PES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管制手段而言, 是一种替代管制、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 具有自愿的交易、明确界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对应的买卖者、付费是有条件的等特点。我国对生态补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生态学方面,《环境科学大辞典》中将其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3]”。经济学方面，生态补偿概念由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献中定义的生态环境加害者付出赔偿的代名词发展为90年代后期的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的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4]。法律意义上，杜群[5]对生态补偿的定义为：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总之，尽管生态补偿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其基本理论来源是一致的。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生态环境价值论Costanza[6]等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研究在这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生态系统除了为人类提供直接的产品以外，所提供的其他各种效益，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支持功能等可能更为巨大。对于生态环境特征与价值的科学界定，则是实施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外部性理论外部性(externality)理论是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主要反映在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由于这些成本或效益没有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公共物品理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纯粹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rousness)两个本质特征。公共物品并不等同于公共所有的资源。共有资源(Common Resources)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则容易产生“公地悲剧”问题(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如果一种资源无法有效地排他，那么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最终导致全体成员的利益受损。 生态环境由于其整体性、区域性和外部性等特征，很难改变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需要从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有效的管理，重要的是强调主体责任、公平的管理原则和公共支出的支持。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基于公平性的原则，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应该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享有平等的生态环境福利，这是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其他原则国外主要提出了PGP(Provider Gets Principle)和BPP(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