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doc

《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 (首发) 王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srcshow.asp?src_id=767 “传抄古文，是指历代展转摹写移录流传至今的战国古文资料，其中虽不免讹别诡更之类，而与出土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传抄古文的资料比较庞杂，大致包括“《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经音义》、《篆隶万象名义》、《龙龛手监、焉-、性-、贤-等，并举出同时期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中的假借用例，与之相印证，同时反映出上古音的一些规律。[35] 在音韵学方面，有很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一些韵部的分合、韵内字的归属等，笔者在这方面知识欠缺，只能说一些比较浅显的看法。看过王国维、吕朋林的文章后，试想是否能有学者将《汗简》中的四百多条反切材料与《古文四声韵》中的分韵情况综合起来，因为它们都成书于宋代，后者又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然后再和其前的《切韵》《唐韵》进行横向对比，和其同时代的《广韵》《集韵》进行横向对比等。笔者通过写《〈古文四声韵〉重文间的关系试析》一文，发现书中很多具有假借关系的古文都能在与它同时期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中找到用例，如果把书中具有假借关系的古文全面系统地整理出来，将会解决很多学者写文章时难以给某些假借关系的字找旁证的棘手问题。 （三）从训诂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主要体现在书中具有同义换读关系的古文之间，它是不同于假借和形借的一种义借现象，是意义相同而写了别字。但这种“义借”关系却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古文意义的理解。 笔者《〈古文四声韵〉重文间的关系试析》中就列举了一些具有同义换读关系的古文。如丹-彤、续-赓、圓-、 -?、顺--若、釣-、福-等等。[36]徐在国《谈隶定古文中的义近误置字》将此类情况看作是义近误置字。[37] 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这方面的问题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从探究古籍版本源流及辨伪的角度进行研究。 郑珍《汗简笺正》中专门单列一卷，对《汗简》古文所出的71种典籍进行了一番疏理，从中可看出这些版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古尚书》《古孝经》等伪本、《三体石经》《碧落文》等历经转写字体讹乱变形的版本、《卫宏字说》等篇名有误。陈奇《郑珍对古文的研究》[38]、黄锡全《汗简书目注释》[39]在郑珍书目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汗简》所引书目的问题。 周祖谟《〈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辨异》根据二者名称不同、上声分韵多寡不同、韵次也不同等推测“《集古文韵》是因承夏书，而采取与《集韵》所本的一类的韵书改作而成的，两者非一书不能混为一谈”。[40]笔者将《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中的字形大致对比分析后认为，二者所收古文结构差异不大，但后者的一些字形比前者讹变较甚，如前者“祷”字所收《说文》（3.20a）而后者作（14a），前者“禍”字下所收《古老子》（3.21b）而后者作（15a），左半“歹”已讹成“止”,前者“理”下所收《古老子》（G3.7b）而后者作（4b）等；甚至收入一些不见于前者的古文字形，如（元，21b，《汗文》），（珍，11b，《说文》）等。所以“两者非一书不能混为一谈”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舒大刚《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将《汗简》《古文四声韵》与日传《古文孝经》中字形的对比研究，“找不出日传《古文孝经》与我国唐、宋时期流行《古文孝经》之间互相承袭的迹象”。[41]此文所用将字形作对比研究的方法比较可行，结论也是值得肯定的。 曹建国、张玖青《李商隐〈字略〉真伪考辨》通过对《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李商（尚）隐字略》中古文的考述和传世文献的记载，论定了李商隐著《字略》一书的真实性。[42]此文方法与上文类似，结论亦可信。 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述》根据《汗简》和传世典籍中有关卫宏《古文官书》的记载，对有关资料进行疏理和考辨，指出清代以来论述此书作者应是卫恒而不是卫宏的证据不能成立。[43] 由于《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字的出处加起来有近百种，目前所能见到的仅《说文》《三体石经》《碧落碑》等，而这近百种典籍在传世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很多传世文献的版本真伪难定，有鉴于此，很多学者将《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古文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结合，讨论传世古籍版本源流及真伪。由于材料的限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性文章不多，仅见于上述几篇，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也是今后《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五）还有一些综述类评价《汗简》《古文四声韵》的文章。 李学勤《汗简》[44]、曾宪通《论〈汗简〉古文之是非得失——读〈汗简注释〉有感》[45]、陈荣军《〈汗简〉研究综述》[46]、顾新民《夏竦与〈古文四声韵〉》[47]等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二书进行了客观的估价。 由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