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方言地理学发展演变及问题简析.docVIP

对国内方言地理学发展演变及问题简析 ;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刘复等提出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编绘汉语方言地图的宏伟设想[4];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是我国最早的方言地图,由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提供;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首推赵元任等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收录的66幅方言地图(1938年成书,1948年出版)[5].贺登崧将西方地理语言学引入我国,在大同、宣化等地进行方言调查,于1945~1958年间发表了多篇附有方言地图的论文.此后,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和方言研究论着都附有多幅方言地图,说明方言分区或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陆续出版了王辅世的《宣化方言地图集》、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金有景的《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等多部专门的语言/方言地图集,甘于恩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也即将出版.列举并对比了我国典型的语言/方言地图集的基本情况.经过几十年的方言调查和方言地图/地图集编制的探索,在方言地图的数据调查、地图设计、绘制和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方言调查方面,通过大量方言调查和方言地图/地图集编制的实践,方言地理研究者认识到根据现代政区来确定方言调查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探索新的方言调查分区方案,以便揭示方言地理接触和扩散、结构叠加和替换、历史演变和发展等方面的原因[6].在方言地图设计和绘制方面,为推广方言地图的研究方法,早期的方言地理学者围绕方言地图的概念、类别、作用、绘制方法和步骤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7-9];随着方言地图方法的成熟,方言地图更加注重反映一定区域内各种方言的专题现象以及方言差异与水系、山脉、交通网、政区、居民点等要素的关系[6],并开始设想编制区域性方言地图集、汉语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地图集.甘于恩结合广东省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现状,指出应开展调查编写潮汕地区闽方言地图集[10];周磊提出绘制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藏语等语言接触历史地图集的设想[11].在方言地图分析方面,王辅世、李芳元等通过方言地图探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政区和移民等对方言语音、词汇及地理分布的影响[7,12];张振兴、杨江崇从扬雄《方言》中提取语言信息,通过绘制西汉时期的方言地图,结合方言的共时状况推断方言的历时动态状况[13,14];曹志耘强调方言解释地图在方言分布和演变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指出《汉语方言地图集》与《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具有互补作用,并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依据,从宏观角度将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划分为对立型和一致型两种[15,16].方言地图问题分析目前,虽然出版了一大批方言地图/地图集,但是方言调查、方言地图绘制方法与技术、方言地图理论、方言地图分析研究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1)方言调查、方言地图编制注重数量,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挖掘不够.现有方言地图/地图集多强调方言调查点的数量、调查区域的范围和密度、调查项目的数量以及语音、词汇、语法项目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调查的数据越详细,编制的地图质量越高.从方言地图的种类来看,主要是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只是原始调查数据的地图可视化;而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挖掘,编制方言分区地图、方言发展演变与分布规律地图、方言差异与非语言要素的关系地图的研究较少.(2)方言调查以政区为单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方言的地理分布规律来看,方言分区与行政分区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种方言跨越多个政区以及多种方言并存于一个政区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对于一些使用人数较少、使用地域范围较小的方言,此种方法不太适用.(3)制图方法、手段落后.早期的方言地图主要采用手工绘制或者复印行政区划图加以改造、勾勒,绘图复杂、难度大、质量低.近年来开始采用软件绘制,但大多采用的是Photoshop等图形图像处理软件,而不是专业的地图制图或GIS软件.(4)地图要素不全面、不规范.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整饰要素是地图的基本组成要素.现有绝大多数方言地图/地图集都缺乏必要的数学基础(控制点、坐标网、比例尺、地图定向等),整饰要素(图名、图例、图解和文字比例尺、三北方向等)表示不全面或不规范.(5)地理底图问题.方言地图属于专题地图,地图内容主要包括地理底图要素和方言专题要素.现有方言地图的地理底图要素大多只有单一的政区要素,缺乏与方言分布具有重要联系的山脉、河流等地理要素;政区要素又以现代政区为主,而实际上方言研究往往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现象以及根据历史政区来研究现代的方言现象.地理底图编制的时间和方言研究所需地理底图的时间不同步,造成方言现象在方言地图上的位置不准确甚至是错位,影响了方言地理学研究的精度,甚至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6)方言专题地图符号问题.地图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