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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 摘 要] 国内迄今对于古希腊城市的研究，多是在探讨城邦问题之时偶尔提及，很少进行专门的研究。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以雅典城市为例，评述了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以资参考。[关 键 词] 古希腊，雅典，城市, 城邦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较为人先地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 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著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曾与1980年、1982年、1985年先后在曲阜、广州和呼和浩特召开古希腊罗马史学术研讨会，有力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古典历史的研究。此后，国内关于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可谓人才辈出，成果卓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关于希腊古代城邦的。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值得注意的是，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较少。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有关此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张鸿雁的“东西方古代城市发展的不同道路、进程及原因新论：与古希腊罗马城市比较研究之一”、周义保的“古代雅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张南、周义保的“中西古代城市起源比较研究”、裔昭印的“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解光云的“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等。 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早期国家形态，城邦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城市是城邦的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雅典城市不断演进的物质前提条件。虽然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城邦研究不可替代城市研究。古代城市史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古代城市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为近现代城市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在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希腊古代城市作些尝试性的研究工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本文所着力介绍的主要是20世纪欧美学者对以雅典城市为代表的古希腊城市的研究，以期对国内知识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一、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源于19世纪中后期。因此，要说明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有必要从19世纪中后期说起。19世纪50年代末，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著有《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中译名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宗教信仰为主线，描述了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历史，于欧、美学界首先提出宗教是古希腊城市关键性制度的理论。古郎士在此著中专设两章论述城及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参见中译本第3卷之第4章和第5章），认为“邦与城在古语中并非同义。邦是各家及各部落结合的宗教与政治团体，城是这个团体集会的地方及住处，神庙。”建城之前，必须有邦的组织，并须由建城人举行建城宗教典礼，否则，城不可建。希腊、罗马的历史都是因宗教的变化而演进的。 古朗士指出，“前城市社会（pre-urban society）的核心是经由灶火（the hearth）整合为一体的家庭，这样的灶火是一种宗教象征，是将父辈视为祭司的宗教崇拜。城市即是家庭的联合，是宗教统一（religious synoecism）和城市灶火（the hearth of the city）的确立。城市确定了公共崇拜的新形式。古代城市是宗教共同体（a religious community）。” 由此可见，古郎士主要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考察了作为防御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城市，缺乏对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综合研究和整体性认识。格劳茨（G.Glotz）依据对家庭与城市间不同关系的研究，超越了古朗士的城市观。格劳茨认为“古郎士在城市的无限威力和个人自由之间所确立的理论是绝对的自相矛盾。相反，国家的权力和个人主义是逐渐进步，互相支持的。……我们不仅要看到两个对立的力量——家庭和城市，而且要看到三个——家庭、城市和个人，各自有着突出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希腊的制度史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城市是由那些珍视地守卫其古代权力并使所有成员服从于公共道德的众家庭组成的。其次，通过帮助解放个人的召令，城市使家庭服从于自己。第三，个人主义的反叛毁坏了城市并使更大国家的形成成为必要。” 在格劳茨看来，城市是划分古希腊制度史的界标，家庭是可以滋生国家权力（state power）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核心结构。古希腊制度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各有其特殊的制度法则。古希腊城市源于家庭而毁于个人主义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