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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 理想与现实之间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综合考察 何成刚 第一章 历史课程的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历史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而显得更为突出，因而以扬弃的姿态和立场，对传统教育（此处的概念，是笔者纯粹以时间为尺度的教育发展史的分期，而不含有任何的褒贬价值偏向）必须进行大刀阔斧式地改革，继承优秀，剔除陈旧，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对基础教育下历史教育的要求，更多更快地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众所周知，目前进行的历史课程改革，是建国以来历史教育改革力度最大最深的一次改革，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由于种种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严格说来，历次的历史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教育的“教学”层面上的改革，而基本不涉及历史教育在“课程”层面上的改革。 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教育研究中，长期是有独立的“教学论”，而无独立的“课程论”，教学论中包括课程的内容[1]。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受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以及自身受到教育体制的束缚，我国的教育理论专家把课程研究视为教学论的范畴，在许多的教学论的专著中，课程论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这种情况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其局限性日益暴露。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在重要的教育类研究期刊撰文呼吁，应该把课程论的研究从教学论研究中脱离出来，建立与教学论并列的课程论研究体系。我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钟启泉教授更是提倡建立包括教学论在内的课程论研究。总之，这样一个事实已经为教育界专家所认同，即忽视从课程的角度对基础教育做宏观的考察和研究，而仅仅从教学的角度和立场，企图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恰恰说明一门独立的学问体系——课程论研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钟启泉教授还指出：“广义的学科教育学是以教育目标、实现目标的教学方法及内容的应有模式为课题的，它是课程研究的同义词。”[2] 从长期的历史教学实践来看，历史教学的进步是明显的，我们提出了一些适应历史教育实际的教学理论，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探索开发出了多种的有益的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卓著而又大胆的改革，在历史教学技术现代化上付出了巨大的投资,并已取得明显的实效。可是另一方面，历史课程改革的滞后确是不争的事实，缓解历史教育危机，为所有关心历史教育人士所焦虑。然而这样的事实我们则不能回避：仅仅依靠“教学”层面的改革，其成效是极其有限的。依笔者看来，在目前历史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必须大力推进历史课程改革，即既要注重课程理论的建设，也要关注教学改革，从而推动历史教育的改革深入发展。 遗憾的是，截止目前，系统论述历史课程改革的研究依然薄弱，缺乏系统性、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关于课程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大陆的进展也是很令人遗憾的。基本上以译介国外文献资料为主，同时也在学习和运用国外课程理论，结合中国的教育实际情况，努力开拓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课程理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下，作为“历史教育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当多的历史教育学论著对历史课程也没有予以高度重视。比如（1）王铎全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的《历史教育学》；（2）周发增、张显传、崔粲著，广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的《历史教育学新论》；（3）金相成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的《历史教育学》；（4）赵恒烈著，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的《历史教育学》；（5）赵秀玲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中学历史教育学》。 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历史课程论专著出版，但值得欣慰的是，已经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潜意识地、不自觉地运用课程理论，来探讨历史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1）赵亚夫著，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7年的《中学历史教育学》；（2）于右西等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历史学科教育学》等。其中赵著《中学历史教育学》是现有论著中论述历史课程理论笔墨最为不惜的，其中对历史教育目标的回顾与发展论述尤甚。该书另外还专设章节，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学校历史教育目标进行比较，而不是同英美等西方国家历史课程目标进行比较，应该说其视角是很新颖的，对今天的历史课程改革起到很强的借鉴作用。检索目前的历史课程研究成果，严格地说，在历史课程编制理论问题上，基本上处于学习消化教育学界有关课程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与建立历史课程理论的目标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历史教育专业期刊或相关杂志上，如《历史教学》、《课程·教材·教法》、《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