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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难题：分配不公 　　目前，“国进民退”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一定范围内有加剧之势，而人们在经济和社会内在规律的认识方面还存在争论和分歧。 　　“十二五”规划将至，目前一些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拉大，要敢于触动政府本身、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利益，坚决地推进一系列的改革，才能真正向分配公平、人民富裕的目标迈进。 　　不公现象加剧 　　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严重的问题：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趋势仍然处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属居民间分配不公平问题较为严重国家之行列。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 　　因此，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公有与私有定势 　　要想在“十二五”期间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 　　过去一提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思路总是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平与效率这样一些关系上绕圈子，最后得出的方略和对策，要么意识形态味道太浓，原则性太强，在实践中无法操作;要么没有大的和综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围和局部点上做文章;要么被误导，没有认清关键性问题，没有针对主要和重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有学者甚至舆论也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就会公平一些;而私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分配就会不公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笔者从数据入手对东亚与拉美的比较，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看，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计划与市场误区 　　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政府责任与民众创造性脱节 　　一些专家认为，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划分可分为两类有一种是积极的和谐社会即公民都去积极地创业和创造，都去勤奋地工作，中等人口越来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少，在此基础上，政府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另一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公民去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不高，失业率很高，国家对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课以重税，然后去补贴大量的不积极创业和创造的人群，这样的社会，结果必将是创业和企业艰难、财政赤字巨大、债务高企，最终难以为继。 　　公平与效率之争 　　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知道思想，要偏重于公平。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公平的基础，关键是加大劳动参与创造和参与分配GDP力量，增加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等，这要从鼓励创业，调整就业的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等入手这些解决公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