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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快“赶超”中的几个问题 　　由于表现了较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一场危机不仅没有迟滞，反而加快了中国“赶超”的进程。新年前后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将2008年中国GDP总量提高了1.34万亿元，达到31.4045万亿元，在国内外引起一阵波澜，更成为日本社会舆论的新年焦点。而据2010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GDP达到33.535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7%。此前，国内外已普遍认为中国GDP规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只是时间问题，这次经济普查和2009年经济数据发布后，认为中国GDP至迟2010年便可超越日本的人显著增多。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2.2072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20167万亿美元，超越德国跃居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亦成定局。 　　两次经济普查都大幅提高了中国的GDP统计数据，这一点在情理之中。与经济社会形态相对定型的美欧日不同，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社会形态变化都非常急剧，日常统计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考虑到中国收入最高的南方地区至少20年来盛行瞒产低报以求藏富于当地之风，日常统计程序下GDP低估程度可想而知。按原来初步核算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总量与日本的差距仍有10%以上，但此次经济普查结果把中国2008年GDP数据提升了4.4%；而且在此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堪称大国中之最佳，日本经济却在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两度刷新经济萎缩“战后最恶”（引用日本说法）纪录，GDP降幅折合年率均超过10%，2009年二三季度虽重回增长轨道，但增幅较低。因此，即使最终统计结果表明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仍未赶超日本，2010年赶超也十拿九稳。同时，未来的汇率变动还将进一步加快中国GDP“赶超”的步伐，因此，我们对国家经济规模上升至全世界数一数二有充分信心。 　　在更长历史跨度上考察，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农业、制造业便持续领先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均长期据世界榜首。甚至到满清入关后，中国逐渐丧失科技优势时，仍继续保持GDP总量优势近两百年。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MillennialPerspective）所述，鸦片战争前20年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GDP比西方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高30%。在西方入侵过程中，政治、军事瓦解和经济掠夺摧毁了中国的自主经济体系，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持续衰败。到解放战争已大体结束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仅相当于同时期西方及其衍生国人均GDP的十二分之一。但是，这仅仅是历史偏离了正常轨道。1949年以来，我们在向历史的正常状态回归。当志愿军将士将美军赶到三八线时，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经受住了最严峻的军事考验；当新中国在西方、东方集团的重重封锁下独立自主建起大体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时，尽管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已经没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够将中国经济推下回归历史常态的轨道了。 　　尽管如此，我们对前途的信心并不意味着就可忽视面临的问题。对困难障碍的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是应当，也完全可以统一的。面对日益扩大的国家经济规模，我们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我国GDP总量虽然已经非常巨大，东部大中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已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需要继续赶超发达国家，而这种赶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模式，至少是超越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否则，我们的命运将不可能是成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只会是“被赶超”，即被西方霸权刻意扶植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赶超。回顾历史，“赶超”者“赶超”不成反“被赶超”的悲剧屡见不鲜，我们不要扮演类似的悲剧主角。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确立赶超欧美、富国强兵的目标，虽然历经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之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联邦德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满怀豪情地昭告世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直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时代业已结束。”但1991年5月，日本开始滑入“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衰退泥潭，程度之深、历时之久，均创战后之最，迄今未见根本起色。日本奇迹之所以黯然失色，从人口老龄化、战术能力高强而战略决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体掣肘到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处心积虑压制，所有这些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细心体味。 　　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