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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收官报告 　　下一轮的司法改革，还是应以国家层面的司法改革委员会为主导，集思广益，统筹规划，真正令司法改革取信于民，啃动体制内的“硬骨头”。 　　2011年，是本轮司法改革的收官之年。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方面，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开启了大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序幕。 　　职权配置：优化还是集中 　　3年来，从推出的诸多改革措施来看，所谓“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仍是内部的机制调整，并未触及政法部门之间的体制变革或职能转换。早先呼声较高的几项改革措施，如“将看守所管理权划离公安部门”、“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移交法院”、“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最终都未能被列入改革议程。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目的，原本是想加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但改革的结果，却令权力更加集中。 　　最大的内部受益者，是检察机关。通过改革，检察机关加强了对公安侦查活动、法院民事审判、执行的监督力度，成功介入原本无权涉足的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原本担心被移交出去的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也以内部“上提一级”的方式被变相保留。可以说，如果将这种“全知全能、监督一切”的前苏联式检察模式一直延续下去，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司法体制改革。 　　宽严相济：民生与“民意” 　　“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改革，亮点集中在量刑规范化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上。通过这两项改革，量刑环节成为独立的审判程序，法官量刑必须按《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不得再随意“估推”判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正式确立。在“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里，人们也终于看到这样的表述：“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固定改革成果的最佳做法，自然是将其上升为立法。2011年面向全民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吸纳了量刑规范化、刑事证据等前期改革文件的内容，并打算将备受争议的秘密侦查措施纳入立法规范。但是，后者却使草案饱受社会各界诟病。 　　多数学者、律师认为，草案在节制警察权方面力度不够，限制公民权的条款却语焉不详，给执法部门过大自由裁量权。例如，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一个“等”字，将侦查权限扩张到极致，因为任何类型的犯罪，都可能被纳入“等”的范围，该条文实际上相当于被“等”字架空。又例如，草案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其他条文又强调“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导致立法价值的自相矛盾。 　　由于事关重大，草案将于2012年“两会”期间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而不是像《刑法修正案》那样，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也体现了立法机构对这一“人权大法”的重视程度。 　　除了《刑事诉讼法》，《刑法》也于2011年进行了1997年来的首度“大修”：不仅调整了“分则”，增删了罪名，还第一次修正了刑法“总则”。大修的目的，是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行机制，比如，对那些“可杀可不杀”的重犯能够“少杀一些，多关几年”。当然，修订后的《刑法》也加大了对民生的保护力度，危险驾驶、恶意欠薪行为纷纷入罪。伴随名人高晓松的“酒驾”获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关于“酒驾”也应区别对待的言论，类似行为是否应一律定罪，引起广泛争议，最后连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也纷纷表态，成为部门争夺“法律解释权”的生动注解。 　　2011年，有顺应民意的改革，也有依循“民意”的裁判。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案情虽有很大差异，但传播方式、过程、效果却非常相似。两起案件的最终结果，都让人们见识到“微博”时代，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其实，如果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死刑复核标准，药家鑫不大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是，混杂着真相、谣言和各种揣测的“民意”，却将药家鑫推向刑场。 　　可以想象，从今以后，人们会把药家鑫案的裁判标准，一旦有罪行更严重者免死，舆论都会以药案说事，逼促法院改判。长此以往，药案将成为横亘在全国刑事法官面前一块无法绕过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不过是开始。 　　队伍建设：稳定军心和堵住“缺口” 　　所谓“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例如，提高基层政法干警职级、福利待遇，稳定军心；解决中西部“法官荒”、“检察官荒”，避免人才流失。从最终推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受组织人事、财政经费制度限制，之前呼声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