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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机构来华始末 　　12年前，张伟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远赴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国际人权法硕士学位时，对人权基本没什么概念。 　　在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的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他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开始对人权进行不同的解读。 　　“说实话，我学人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张伟说，刚开始接触到一项具体的人权，他最先的反应是“外国人搞人权的动机是什么”？“如果用到中国，他们是不是要把中国搞乱？” 　　当他真正接触到《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公约》，心里的纠结开始越来越少，他意识到“如果国际人权组织和机构能够进入中国传播人权知识，将是一大突破。” 　　这正是国外人权机构当时正在尝试的。 　　谁能来中国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诸多人权组织尝试进入中国，门禁才启的中国也面临选择。挪威人权中心、丹麦人权研究所和瑞典的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这三家北欧背景的人权机构受到青睐。 　　据张伟介绍，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RWI）是一家致力于通过研究、学术教育、传播和机构发展来推动人权教育的学术机构。该研究所拥有主要来源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的资金，在瑞典及国外广泛开展人权能力建设项目。目前，研究所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土耳其均设有区域力公室。 　　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北京项目办公室主任Merethe Borge称，应中国外交部的要求，研究所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开始了机构合作项目。1996-2000年期间，研究所为来自司法部门的高层官员，包括警察、检察官、法官及监狱工作人举办了人权培训课程。 　　2001年开始，研究所在北京设立了项目办公室，并开始全面实施侧重于支持中国学术界及中国监察机构的项目。 　　目前，该研究所正在中国实施一个为期三年（2008-2010）的人权能力发展项目，致力于提升中国学术机构的人权教育和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加强检察机关通过人权标准履行其职责的能力和促进中国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 　　国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挪威人权中心（NCHR）、丹麦人权研究所（DIHR）开始与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合作，这些国际人权机构现在开展的活动，比中国人权研究会还要活跃。 　　高校人权学者透露，全球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也曾在中国探路。他们接触了中国相关部门和人权学术机构，但中方并没有选择他们。相比之下，“北欧人权机构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中国人权研究会一位秘书长说，像“大赦国际”这样的人权组织，长期对中国充满敌意，不够客观。“我看过他们的报告，也接触过他们的人。不能以人权为幌子，带着政治偏见来。”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正当国际人权组织开始进入中国，一些重要的西欧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再参与美国带头的反华提案。前述秘书长认为，西欧更加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和开展人权对话，尽管美欧均主张利用人权向中国施压的基本立场一致，但西欧更多考虑经济利益，比较愿意接受对话方式。 　　近年，在国际组织中十分活跃的北欧国家，往往自称“友善的国家”，奉行“政治中立主义”。他们普遍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包括人权在内的民主价值，试图将福利国家的理念运用到国际社会。这和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有某种一致。1997年，瑞典为了发展和中国的合作制定了一套专门针对中国的国别战略，这套战略将促进瑞典和中国之间更加广泛的关系作为主要目标，类似“民主”和“人权”的口号在这个日程表上的排位非常靠前。 　　这正是北欧背景的人权机构受到中国青睐的原因。 　　建造中国人权讲台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副所长的张伟，参与了挪威人权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编写的《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编写组有来自中国、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等五国的专家，以圆桌会议方式确定必读文献的选择和教学大纲的编写，这些会议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教材编写完，张伟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大家都觉得人权问题太敏感，政治色彩太浓，没有老师来讲，他们也不了解人权。” 　　张于是建议北欧人权机构在中国开展人权法教师培训。这很快引起了挪威人权中心的兴趣。该中心中国项目主任Cecilie FigenschOu Bakke介绍说，从2000年开始，他们同时联合瓦伦堡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和丹麦人权研究所等北欧人权机构积极参与中国人权法教师培训。 　　从2001年到2007年，北欧人权机构已经为中国法学教师举办了7届国际人权法课程，200多名中国法学教师得到了北欧组织有关国际人权法的培训，他们来自中国76所不同科研院所，25个省或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最初，许多著名的外籍国际人权专家从国外赶过来教授课程，而现在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成为了国际人权法或特定人权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