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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利益与身份模式 　　“那好吧，”前任总经理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一边往门口迈步，一边说，“我下午来交接。” 　　“是下午来交车吗？”我问道。 　　他嗯了一声，消失在电梯方向的走廊尽头。 　　我松了一口气。由于文化和理念问题，我早就想请他离开，今天终于把话说开了。按他来公司的年限，顶多给他补两个月的工资，但我提出给他补三个月。 　　“包括年终奖吗？”他突然问道。 　　我也答应了，应允把年终奖按月分摊，乘上他完成工作的月数给他。 　　下午3点钟左右，我正纳闷他为什么还没有到公司交接，却收到他发来的一条短信： 　　“吴总：上午漏了一件事。09年六月至十一月份经区管委（他提前办退休的原工作单位――本文作者注）停发我六个月的工资，当时每月工资6700多元，共四万多元。既然你提出来不用我，那这笔钱就得支付给我，请吴总友好处理。”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他为了到我公司工作，是否还耽误了什么别的事，比如和原单位的什么人的什么情感，如果也要我赔，那可赔不了。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不答应，他是不会把车开到公司交接的，他是想拿车要挟公司：不多给那四万块，车就是俺的了。 　　忽然想到他夫人，是大学老师，交往中给人温婉娴雅的感觉，应该通情达理。于是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请她劝自己的丈夫别这样做，某些要求是过分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得到的回应，和我预料的相反：她先是谴责某些搬弄是非的小人，接着说他丈夫工作起来是多么卖命，所到之处无不鲜花盛开，最后说，原单位停发的几个月工资，我应该给，“你们不给那笔钱，他是不会把车开回公司的。”她最后说。 　　是我对人的品性的判断出问题了？可能吧。但我三思之后发现，我犯的是另一种错误：我混淆了人在做决定时所依据的两种不同模式：利益和身份。那位女士面对我的请求，不是作为一个通情达理、明辨利害是非的大学女教师来做选择的，而是作为一个被解职的总经理的妻子作出反应的。 　　她当时考虑的问题，不是她的行为会给她丈夫和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有利，还是有害，被正面评价，还是被负面评价，而是“我是谁？”（我是妻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丈夫被解职了）“人们（我丈夫）这时候希望我怎样做？”她明白，在丈夫失去工作的情况下，需要作为妻子的她无条件支持。 　　事实上，不仅个人，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如果不小心，也会犯和我同样的错误，比如美国和韩国在“天安舰”问题上。该危机发生后，美国和韩国都在寻求中国支持。它们以为，只要从证据上确认天安舰爆炸系朝鲜方面所为，中国就会像世界上大多数具有常识的大国那样，加入审判朝鲜的国际陪审团，并会投票判决朝鲜有罪。 　　它们还以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有正常理性，而且也更易于打交道。但它们忘了，中国和朝鲜曾经有过“鲜血凝成的”革命“婚姻”，无论从漫长的帝国历史，还是从一甲子年代以来的爱恨情仇，以及当前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谱系上看，朝鲜之于中国，都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而更像一个“妻子”或“小兄弟”。在西方价值看来，不能以私德害公义，东方伦理里也有大义灭亲之说，但国际关系并非国内伦理关系，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常常被置于优先地位考量，需要权衡的，倒是身份和利益。而在身份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常常把身份所要求的单边责任，置于它的普遍国际义务和自身利益之上，即使是有“国际警察”之称的美国也是这样。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美国案例之一，是它如何对待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由于英美特殊关系，尽管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亲美的，美国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英国一边，为英国海军提供补给，战后，还对阿根廷实行武器禁运。 　　这就涉及到了国际关系中三种战略决策分析模式。一种是利益模式，最清楚表达这个模式的，是英国国际政治家的这句格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模式关心的是决策后果，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第二种是身份模式，最理论化表达这个模式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里，以文明模式识别不同国家身份，国际冲突在他看来，不过是不同文明身份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身份模式关心的是角色，你的特殊身份，决定你要扮演的特殊角色，只要美国或英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不管对自己厉害如何，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一定会扮演自己的角色，参战抗击美英其同的敌人。 　　最后是价值模式，冷战时代的大多数；中突来源于此。虽然东西德同属于亨廷顿的西方文明，甚至是同一个民族，虽然大陆和台湾、韩国和朝鲜同属于东方文明，甚至儒家文明，也各自同属于一个民族，应该有相当高的身份认同，但都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导致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的不可调和。 　　在我读了《凤凰周刊》10年来的很多国际政治报道，尤其是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