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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民冲突元年 　　贫困的外来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冲突，是困扰发达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国富裕的东南沿海，随着2011年的几起城市骚乱逐渐显现出来。 　　2011年年终，一个名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论坛披露：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半城市化人口”达到1.28亿。 　　研究者将“半城市化人口”概括为：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生活，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及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不平等并不必然指向暴力。对不平等的敏感，却很可能指向暴力。 　　2011年，一度被大陆视为骄傲的经济龙头地区，先后发生多起外地工人集体骚乱，影响最大的包括年中发生在广东潮州和增城的群体性事件、下半年发生在浙江湖州的抗税风波。城市新移民，这个长期存在于中国各大城市并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却经由暴力事件被首次关注，并重新识别。 　　户籍制度不能解释一切 　　广东两起骚乱事件发生后，媒体将原因和解决之道，都落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之上。但是，无论参照国外工业发展史，还是与中国其他地区横向对比，户籍制度对于这些骚乱事件并不具有足够强大的解释力。 　　广东原本就是中国户籍制度最松动灵活的地区，在发生骚乱的增城部分地方，近些年出台了“在当地打工10年以上可获得当地户籍”的政策，但应者了了。另一个反例是，经历过类似外来移民暴动的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在城市新移民的福利和权利保障上都足堪中国榜样，然而却无法避免更大规模的骚乱。 　　广东的两起骚乱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产物。 　　它发生在广东，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无第二个地区像广东一样，如此短时间内吸纳了如此之多的外来移民。中共建政的前30年，人口流向是逆历史方向而动，不但阻断了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数次大规模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真正启动，迟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而广东在前三十年被视为沿海国防前沿地区之一，工业投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又成为最具吸引外资地缘之便的地区。就是说，中国社会本应分摊到60年的人口转移压力，集中在10多年里释放，最大的压力窗口就是广东。 　　除却移民超压因素外，中国地域的辽阔和发展的阶梯式不平衡，使中国大陆在城市化移民过程中，还面临着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考验。 　　事实上，广东、浙江可算得上中国最具开放意识的地区。以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为例，对承担外来人口巨大吸纳功能的城中村，当地政府始终保持着相对温和与包容的态度，虽然它面临着中国独一无二的治安和社会治理压力。而浙江以温州、义乌等为代表的地区，则因其经济的发展兴起始于1970年代末的大批小商小贩走遍全国各个角落，逐渐拥有了中国最完备的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理解心态，在接纳大批涌入的各种文化的外来人口时，当地居民相对拥有最宽容的心态。 　　只是广东、浙江两省面临的不同人群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今天早已超出了汉族内部的南北差别和东西差别，它们不但重构了中国的民族分布，甚至因为吸纳了大批远至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居民，重构了中国境内的种族构成。这些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考验，远非户籍制度的变革就可一次性打包解决。 　　骚乱背后更可忧的城市病 　　无论是潮州还是增城的骚乱，均可见同乡会和黑社会的作用和身影。 　　通常，越是大型经济中心城市，这种问题就越严重。无论是旧中国的上海，还是曾经的日本、台湾、韩国，都程度不一地出现过相似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研究的关注方向和投入程度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 　　而城市新移民中最显要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只在地方被当成治安问题处理，从未真正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被系统对待研究。在巨大的治安压力下，地方政府只能在防备手段上穷尽一切努力，但只能是一场魔道之间的斗法。 　　即使是中国民间的社会维权人士，在对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注上，也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他们与企业追讨薪水、索取赔偿等法律维权救济上。鲜见有社会工作者参与到城市二代青少年移民问题的研究调查上。 　　城市二代新移民在观念和社会认同上，迥异于他们被国人熟悉的父辈。无论是跟随父辈进入新城市，还是作为故乡的留守儿童，无论是他们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纽带，还是与社会联系的心灵纽带，都付诸阙如。 　　而他们父辈停滞于城市化进程中半途的尴尬，使得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天然不足效法，无法提供奋斗的榜样，也由此，父母失去了在他们人格塑造和养成中的示范作用。在失去家庭道德权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要融入城市，本身就难于当地同龄人，则极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 　　考虑到真正的大规模城市化始自1992年以后，中国城市形成一个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