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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美国对外行为根源和中美相处之道 　　2016年2月18日下午，北京长安街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5层一间沐浴着阳光的办公室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正在接受《世界知识》杂志的专访。 　　茶几上摆放着张宇燕教授与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程博士合作写就的《美国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一书。银灰色的封皮上印着美国国会大厦的剪影，大面积的留白似乎在提示读者追随著述人的思路去探寻表象背后的本质。 　　《美国行为的根源》出版时，正值中美关系麻烦连连，两国在南海、朝鲜半岛核、网络、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争议与分歧暴露于世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猜测、担忧的情绪弥漫在两国学术界。因此，《美国行为的根源》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学界关注。 　　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70年前美苏冷战揭幕时的一件事。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18个月，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的参赞乔治?凯南把一份8000字的长篇电报报回华盛顿，一年后又经修改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发表在《外交》杂志上。这篇署名为“X先生”的文章详尽分析了苏联的战略行为模式和思想文化根源，向美国最高决策当局系统提出抵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建议，最终作为美国确立对苏遏制战略的核心文件留在历史上。 　　寻找美国对外行为的规律 　　正是联想到70年前的史实，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有些尖锐：“在撰写《美国行为的根源》过程中，您是否存在一种担心，即这本书推出后，会至少在形式存在上成为两国相互误解氛围的一部分？” 　　张宇燕听后笑了起来，坦言此书创作期间和出版后还很少有人当面向他提这样的问题。接着，张宇燕作了胸有成竹的回答，显然早有思考。 2015年6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张宇燕说，《美国行为的根源》成书于八年之前，在思维架构、立论方法上的确受到《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的影响。新世纪开端的七八年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合作面与竞争面不断扩大、全球意义逐渐凸显的拐点。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快速上升、美国实力仍盛，对中美关系的再探讨、再认识的热潮逐渐兴起。这就要求中国的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美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萌生了写一部书的念头，不谈政策问题，而是突出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些方法论上的研究，通过对美国国内、国际行为方式的分析，从现象背后拎出一些基础性、根源性的东西，挖掘美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从中寻找规律，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增砖添瓦。 　　张宇燕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现在，中国综合国力继续上升，外交更加积极主动，美国则步入相对实力逐渐下降的历史通道。如果说当年冷战爆发时，美国与苏联处在一个实力相对均等的状态，美国必须平视而非俯视苏联，对苏联的行为模式和战略意图充满疑虑，从而催生了“X先生”的长篇电报，那么现在，中美两国的实力处在一个差距快速缩小但仍旧明显的状态。今天的中国有可能以比大家预想得要快的速度追平甚至赶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以一个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美国，因此，像一个全球性大国该做的那样更为深入地探究博弈对手的所思所想也就更为必要。 　　张宇燕说，《美国行为的根源》成稿后，他自觉理论分析方法仍有调整改进的空间，甚至一度想过推倒重来，但最终决定不再等待。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情绪因这本书的出版而有所加深，自然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特意强调，无论从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还是所面临的问题等角度看，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当年的苏联，中美关系的性质亦迥异于当年的美苏关系和当前的美俄关系。然而，差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今天与70年前的世界没有共同点。这里说的共同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要博弈者之间要精准了解对方，并在此基础上防止或减少误判。如果说凯南的电报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遏制”战略，那么《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的目标，则是要增进对美国的了解或理解。但我们至少有一点同当年的乔治?凯南及与他类似思考着全球战略问题的美国精英们类似，那就是更有必要聚焦自己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及逻辑，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战略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记者就势提出第二问：“您在《美国行为的根源》中确认，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两条看似相互独立、时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线：理想主义与功效主义，进而提出了‘价值诉求―现实利益’的二元模型作为讨论美国行为的框架，这可以被视为对当代美国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那么您认为，具体到现实中，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个‘二元结构’当中的哪条线得到了更多的反映？展望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