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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须担重责重铸和谐基础 　　就在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的阵阵雷声中，房产、地产价格不跌反涨，不断再创新高，各地“地王”频现。2009年12月，全国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比上月增加2.1个百分比。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消息，去年全国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而排在前20位的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8019亿元，同比增加160%。 　　这种结果对于动机的反讽，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密集出台的各种调控手段，从“国四条”、五部委土地新政到“国十一条”，无一不是剑指房地产商和炒家，但是，高房价的症结却在地方政府撂下了几乎全部保障性住房责任的同时，为了攫取高额土地出让金还在有意无意间推高地价、房价，这是房价直上九天的根本原因。社会责任最小化、自身利益最大化，本是为政者两大忌讳，更是共产党建党宗旨、执政纲领的死敌。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却将两个极端容于一身，而且风助火势，蔚为奇观。这是多么吊诡和可怕的情景啊！ 　　征地、拆迁中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网络、传媒上一边倒的民意呼声都表明，民众的忍受力已临极限。继续下去的后果，很可能是民众心理承受力的最后一根弹簧崩断，社会情绪全面转向激烈，不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将彻底丧失，长期被压抑的负面能量还可能集中释放。由于地方政府事实上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左手压低征地与拆迁费用，右手抬高地价和房价，民众的怨愤，必然指向政府。中共执政是靠“建设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当“社会”被抽空只剩下“主义”的时候，执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还能存在多久？对不少地方政府来说，它们对这种政治上的严重性没有切身压力，固然可以为了眼前利益我行我素，但是，中央政府恐怕就未必了，它怎么会甘心被下级政府和房地产商所胁迫和拆解呢？ 　　房地产业绑架下的发展之路不但在政治上已走不下去，经济上同样如此。高房价对资产价格及上下游产品价格的拉升，是内需不振和通胀预期攀升的罪魁祸首。高房价更像一个吸血黑洞，吸尽了民间消费能力。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超大比重，短期看似乎是幸事，长期看则是憾事祸事。它扭曲了消费与生产的结构和关系，在房地产业成为支柱龙头的同时，其他消费和相关产业被压缩到萎缩状态。这样一种畸形社会结构，当然不可能持续。 　　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政府从房地产业中“解套”的时候了，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最后时刻，因为民怨的累积与经济结构的畸形已经开始危及民众的政治认同和人心向背，再拖下去，势必累及社会稳定。中央政府正面，临不可回避的抉择：是站在下级政府和开发商一边，还是广大民众一边？是要眼前一时繁荣，还是要国家长治久安？ 　　理性抉择不难作出，但真正要落实调整到位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动真格的。首先，须切割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联结，斩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可能。为此，可以将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管理，同时在税收分配上对地方作出调整或补偿，以改变各级地方政府权责利不对称的现状，这样做也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另外，可以变土地出让金为物业税，促使任期不长、变动频仍的地方政府，摆脱行政行为的短期性。 　　同时，政府必须“瘦身”。每年数以千亿元计的公车费、招待费、出国旅游费，不断膨胀的公务员队伍开支，占财政总支出20%以上的行政管理费用，还在以快于GDP和财政收入的速度继续增长――如此高昂的政府成本，税收再多也养不起。对比已公布的“三公消费”年9000亿元和2009年土地出让金全国前20位城市的总和8019亿元，就可看出，“三公消费”的额度都快赶上地方政府卖地的钱了，其灾其害其危，何其大也！更何况，即便“土地财政”的结扣解开了，一些地方政府还会不会别出心裁，发明、开动新的财富“抽水机”呢？因此，只有真正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不但减人、减机构，而且减事、减权，让市场的归于市场，社会的归于社会，地方政府利益的恶性膨胀才可能得到根本遏制。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负起责任来，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10多年前的房改，政府撂下了住房责任，其中虽有市场化改革、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的原因，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大多数人的住房推向市场，名为学习海外经验，实则与海外成功做法背道而驰。资料显示，美国的住房市场化比例只有20%，新加坡只有5%，香港最高，也只有50%。惟有中国，住房市场化铺天盖地，保障性住房寥寥无几。只有政府担当起应尽之贵，民众才可能恪尽公民之责，和谐社会才能拥有真正根基，而不会沦为一席空话。 　　反映社会民声，强调政府责任，目的并非打压房地产业，而是要让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回归真正的市场――一个裁判员不能下场踢球的市场。这样，既有利于广大消费者，也有利于房地产业本身的长远利益，更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定。 　　这样做，必然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必然会触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两大强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