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联抗”.docVIP

新四军“联抗” 　　“联抗”建立 　　新四军“联抗”成立于1940年10月10日，结束于1944年10月。“联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特定历史时期担负统一战线任务的一支武装部队，是新四军的外围军。它是陈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开辟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模范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1940年3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任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顽固派韩德勤消极抗日、专事反共，他号称拥有10万大军，竭力阻止新四军北上抗日。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国民党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陈泰运，属于中间势力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皆非国民党嫡系，受韩德勤的欺压排斥，有意与新四军建立友好关系，以抵制韩德勤的专横。 　　陈毅审时度势，确定了“联李、孤韩、击敌”方针。为此，陈毅三进泰州，会见李明扬，晓以大义。1940年6月下旬在反击李长江（李明扬的副手）的郭村保卫战中，由于陈毅的大度和诚意，促成李明扬、陈泰运保持中立，他们不仅为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让开大道，而且在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使得新四军最终取得胜利。当时黄逸峰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分会中将设计委员的特殊身份，对争取中间势力作出了特殊贡献，成为陈毅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的得力助手。 　　召开两次和平会议 　　争取中间势力的成功，为“联抗”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后，实力日益增强，影响日益扩大。李明扬在敬佩之余，忧虑新四军能否继续与之友好合作。1940年9月27日，在姜堰召开的苏北军民代表会（亦称第一次和平会议）后，李明扬即请黄逸峰向陈毅建议，建立联合抗日部队，作为新四军与李明扬、陈泰运所部联系合作的桥梁。此时，陈毅已有建立外围军的打算，于是因势利导欣然同意，并指示黄逸峰与有关各方协商筹组。黄桥决战胜利后，韩德勤主力被歼，李明扬疑虑加剧，急切要求尽快建立“联抗”部队，作为联系合作的桥梁以及出现矛盾时的缓冲之用。 　　陈毅为表示诚意，在黄桥决战胜利后的第四天，1940年10月10日即宣告“联抗”成立，成立大会上宣布为各方推崇的黄逸峰为“联抗”司令，同时宣布了副司令李俊民、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政治部主任张孤梅的任命。自此，在敌后苏中大地上，诞生了以新四军为骨干，与中间势力各友军联合组成的特殊抗日武装。为了有别于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序列，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借用李明扬、陈泰运所部番号，“联抗”是其简称。 　　黄逸峰担任苏中“联抗”司令后不孚众望。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领导下，以新四军外围军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统战特殊任务。同时，作为新四军的一个实际组成部分，在抗击敌伪顽的军事斗争中也屡立战功。李明扬、陈泰运等中间势力，在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和黄桥决战时，能保持中立成为友军，这一统战成果来之不易。“联抗”建立后就要延续这一统战成果，竭力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继续一致抗日。 　　“联抗”建立初期，黄逸峰即遵照陈毅指示，筹组1940年10月31日在“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召开苏北第二次和平会议。此次和平会议揭露了韩德勤在黄桥决战失败后，继续顽固扩大反共的阴谋，进一步稳定了李明扬、陈泰运等中间势力，密切了韩国钧等中间人士与共产党的关系，巩固了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的领导地位，也扩大了“联抗”的影响。其后，在11月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上，黄逸峰又以“联抗”司令的身份当选为议长，提高了“联抗”在友军和中间人士中的声望。 　　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1941年2月，李明扬的副手李长江率8000余人投敌后，李明扬仍举着抗日旗帜，率千余人退至我苏中一分区兴化茅山地区，处境困难，求助“联抗”。黄逸峰请示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同意李部暂不退还所占我方地区，并给予2万元法币的经济接济，以解国民党对其停发军饷之困。李明扬十分感激，更密切了与“联抗”的关系。1942年9月，李明扬到“联抗”考察时，曾表示待时机成熟与“联抗”合并。 　　陈泰运这一中间势力人物，则有别于李明扬，其反共顽固性的一面根深蒂固，虽然在特定时期与之形成了友军关系，但在情况有变时很可能逆转。尽管如此，只要陈泰运仍打着抗日旗帜，仍视为友军。因此，黄逸峰为了争取陈泰运继续团结抗日，仍然保持了三年多的联系，并在税警团临危时慨然相助。1943年1月和4月，税警团遭敌“扫荡”危急时，“联抗”曾先后两次救援，使其两个团转危为安，其后转移至“联抗”地区和苏中二分区休整。经过争取与引导，尤其是两次救援，该部一支队长陈振等进步军官深受教育。陈振曾上书陈毅、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