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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豫灾1942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将树皮捣碎充饥的家庭粮食吃光后，饥饿的人们就剥树皮磨粉充饥，特别是榆树皮都被剥净。此外，他们的食物还有观音土与雁粪。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暧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合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饥荒中吃树皮的方法美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豫灾系列作品广为流传，有些却遭到摆拍”的质疑，以此图为例，直接抱着树干啃树皮的“造型”被怀疑是记者对饥荒缺乏常识而设计的摆拍。自修德的自传《探索历史》中的说法符合实情：“他们从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上剥下树皮，因为榆树皮磨成粉可以充饥 ”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自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